董仲舒长篇策论（下）

官吏大部分出自郎中、中郎、二千石官员的子弟,选任郎官又以家庭富于资财为条件,所选的人未必是贤能的人。而且,古代所说的‘功',是按照任官政绩的好坏来区分大小,并不是指任职的累积时间。所以,本事小的人,即使是任职时间很长,也仍做小官;贤能的栋梁之材,即使是任职时间很短,也不妨碍做辅政大臣。

所以,官吏们都尽心竭力,一心做好本职工作而建功立业。现在就不是这样了。累积时日就可以得到富贵,任期长久就可以升官晋职,因此,廉洁与耻辱相互转化掺杂,贤能和不肖混淆,不能判明真伪。

我认为应让列侯、郡守、二千石官秩的官员,各自从所管理的官吏、民众中选择贤能的人,每年向朝廷选送二人,到宫中服务,而且可以用这种方法观察大臣的才能高低;选送的人有贤德,就给以赏赐;选送的人不好,就给以惩罚。如果这样,所有二千石官员都会全力以赴地寻求贤人,天下的人杰都可以成为国家官员而为皇上效力了。

把天下的贤人都吸收到朝廷中来,那么,三代圣王的功业就不难于造就,而且尧舜的美名也可以企及。不要用任职时间长短来计算功劳,而以实际考察出来的贤能为上,根据各人才能大小给以不同的官职,核查品行的高低而确定不同的地位,就会使廉洁和耻辱、贤与不贤区别得很清楚了!

我听说积少成多,积小成大,所以古代的圣人，没有一个不是由默默无闻而变成美名远扬,由卑微而达到显赫。因此,尧起步于诸侯之位,舜兴起于深山之中,并不是一日之内突然显赫起来,应该说是逐渐达到的。言语是由自己说出来的,不能阻塞;行为是由自身做出来的,无法掩饰;言语和行为,是治理天下的重要内容,君子正凭借着它而感动天地。

所以,能做好一切小事的人,才能成就大业;能注意一切细微的人,才能功德彰明。本身积累善德,就像人的身体长高时那样,每天都在增长,自己却不知道;本身积累恶行,就像灯火消耗灯油一样,自己也没有察觉。这正是唐尧虞舜成就美名而夏桀商纣令人悲悼戒惧的原因。

欢乐而不淫乱,反复行善而不厌倦,这就是‘道'。遵循其道行事,万世无弊害;只要有弊害产生,一定是因为没有按照其道行事,一定是因为执行先王之道有所偏废,所以政治昏乱,政令不行。补救的方法,就是运用王道中被偏废的部分去补救积弊罢了。

三代圣王的治国之道,侧重点各有不同,并不是它们相互矛盾,它们都是为了医治社会积弊,只是由于各自面对的社会情况不同,才形成了治国之道的不同。所以孔子说:‘要说无为而治的人,应该是舜吧!’舜改换历法,改变衣服颜色,只是顺应天意罢了。其余一切都遵循尧的治国之道,何必更改呢?

所以,圣明的帝王,有改变制度的名义,而没有改变治道的实际内容。然而,夏代推崇朴直,商代推崇恭敬,周代推崇礼仪,形成这种不同的原因,是因为它们要各自拯救前朝的缺失,必须使用各自不同的方法。

孔子说:‘商代继承了夏代的制度,所废除的和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周代继承了商代的制度,所废除的和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若有人继承周代,就是过了一百代之后所实行的制度,也可以推测得出来。这是说百代帝王所用的治国之道,也就是使用夏、商、周这三种了。

夏代是继承了有虞氏的制度,而孔子唯独没有说到两者之间的增减,是因为两者的治国之道一致,而且所推崇的原则相同。道之所以博大精深,是因为它来源于天,只要天不变,道也就不会变。所以,夏禹继承虞舜,虞舜继承唐尧,三位圣王相互授受禅让天下,而遵循相同的治道,是因为其间不需要补救积弊。所以,孔子不说他们之间的增减。由此看来,继承一个大治的朝代,继起者实行与原来相同的治国之道;继承一个政治昏乱的朝代,继起者一定要改变治国之道。

现在汉朝是在大乱之后而建国的,似乎应该略为改变周代制度的过分强调礼仪,而提倡夏代的忠直之道。古代的天下,也就是现在的天下,同是这一个天下,为什么古代与现在相比,却会有那么大的差距!为什么败坏到如此程度?估计或许是因为没有遵循古代的治国之道吧,或许是因为违背了天理吧?

天对万物也有一定的分配赐予:赐给利齿的动物不让它再长犄角,赐给双翅的鸟类只让它有两只脚,这是让已受大利的,不能再取得小利。古代那些接受俸禄的官员,不许靠气力谋食,不得经营工商末业,这也是既得大利就不能再取小利,与天的旨意是相同的。那些已得大利而又要夺取小利的人,连天都不能满足其贪欲,更何况人呢?

这正是民众纷纷怨叹困苦难熬的原因。那些达官显贵,身受朝廷荣宠而居高位,家庭富裕又享受丰厚俸禄,于是,凭借着既富又贵的资本和权势,在下面与民众去争利,民众比得上他们吗?民众逐日逐月地被削弱,逐渐陷入最穷困的底层。富贵的人奢侈成风挥金若土,穷困的人走投无路苦不聊生;民众没有感觉到活着有什么乐趣,怎么能避免犯罪呢?这正是刑罚繁多却不能制止犯罪的原因。

天子的官员,是民众观察仿效的对象、是远方各民族从四面八方向中央观察仿效的对象。远近的人都观察和仿效他们,怎么可以身居贤人的高位却去做民众所做的事呢!急急忙忙地追求财利,经常害怕穷困,这是民众的心理状态；急急忙忙地追求仁义,经常害怕不能用仁义去感化民众,这是官员应有的意境。

《周易》说:‘既背负着东西又用车拉着东西,招来了强盗抢劫。'乘坐车辆,这是君子的位置;身背肩担,这是小人的事情;《周易》的这句话,是说居于君子尊位而去做民众的事情,这样的人,一定会招来祸患。如果居于君子之位,就应当为君子之行,为君子者当如公仪休,取大而舍小,如果废而不遵,则无所作为也。

《春秋》推崇的天下一统,这是天地之间的永久原则,是古往今来的一致道义。现在,每个经师传授的道不同,每个人的论点各异,百家学说旨趣不同,因此,帝王也没有办法实现统一,法令制度多次变化,臣下不知道应该遵守什么。我认为,所有不属于儒家六艺范围之内,不符合孔子学说的学派,都应当禁绝其理论,不许它们与儒学并进,使邪恶不正的学说归于灭绝,这样做了,就能政令统一,法度明确,臣民就知道该遵循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