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0月至翌年6月，浙江省地质局地质测量队在浙西的建德、衢州一带勘探时，在建德李家镇乌龟洞发现一批动物群化石，其中有一枚古人类的牙齿，属于一个年龄大约为30岁的个体，其形态与广西发现的“柳江人”牙齿化石类似，据估计其年代约在距今5-10万年之间；1974年，学者再赴乌龟洞，在洞中再次发生一枚人牙齿化石。乌龟洞是目前浙江省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人类活动遗迹，学者们将这两枚牙齿所属的远古人类命名为“建德人”。

▲“建德人”牙齿化石，现藏浙江省博物馆，1974年发现于建德市乌龟洞

新千年后，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新的发现堪称石破天惊。2002年起，在对浙江西苕溪流域的考古调查中，考古工作者在安吉上马坎遗址、长兴七里亭遗址旧石器时代地层中发现了人工打制的石片、石核、石球等石器数百件。学者认为，这些石器的年代最早可以追溯至100万年前。

新石器时代上山文化

世纪之交，为配合金衢高速的建设，沿线的考古调查启动。2000年9月，考古工作者在浦江县渠南村发现一处良渚文化墓葬，在次年的正式发掘中，他们在一处名为“上山堰”的地点发现一批颇为奇怪的陶器碎片。这批陶器主要以红衣夹炭陶为主，器型以如大喇叭般张开的大口盆居多，胎体厚重，制作相对粗糙。这批陶器与常见的本地陶器放在一起，区别不言自明，是否在小小的浦江盆地之中存在一个未被认知的古代文化呢？

2002年，发掘者蒋乐平将上山堰出土的陶片送至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检测，最终结果让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这批陶器的制作时间竟然在约10000-8500年前，超越了距今约8000年前的跨湖桥文化，一跃成为浙江全省境内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此后近20年的考古发掘中，在嵊州、永康、金华、龙游、义乌等地，与上山堰文化面貌相同的古文化遗存又陆续发现十余处，学者们将其归入同一族群，即认最初发现地上山堰命名的“上山文化”。

上山文化给人们带来的惊喜还不止于此，上山文化发现的夹炭陶片中广泛羼有碎糠壳，这一发现让学者们兴奋不已，这些本为防止陶器在烧造时开裂而羼入的糠壳是否源自水稻？这是否意味着一万年前的上山文化先民们已经掌握了水稻栽培并开始了农业生产呢？

▲ 浙江浦江上山遗址出土陶片中掺加的稻壳

经检测，陶片中糠壳与水稻类植物种子上覆盖的颖壳形态相符，也就是说，这些糠壳来源于水稻。与野生水稻相比，这些糠类长宽比更小，通俗地说就是更为饱满，这正是区别于野生稻的栽培稻特征。在进一步的显微观察中，学者发现部分上山水稻的“小穗轴”结构与两代栽培稻相似，可以让成熟的稻粒不再自动脱落而是保留在稻穗之中，这是栽培作物与野生植物最重要的区别之一。

▲ 上山文化陶片，陶片中糠壳与水稻类植物种子上覆盖的颖壳形态相符

后续研究中，更多与水稻栽培相关的证据展现在人们眼前：上山文化发现的许多石片存在切割稻茎的痕迹。水稻遗存中发现稻粒和茎、叶混杂的现象，这表明上山先民已经不再单纯摘取稻穗，而是连茎收割成熟的水稻后再集中进行脱粒。石磨盘、磨捧上发现了属于水稻的淀粉，这很可能反映了上山人已经学会通过研磨去掉糠壳的技术。

跨湖桥文化

在大约8000年前，杭州湾附近海水已上涨至大致与今天相当的高度。一些先民开始走出山区，来到海边建立聚落，从上山文化时代开始，浙江地区先民们积累的技术在这里得到了更加充分的运用。

从20世纪 50年代开始，考古工作者陆续在杭州市萧山区钱塘江与浦江交汇处的湘湖村附近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陶片。1973年，此地的跨湖桥砖厂在取土时偶然发现大批陶片。从1990年开始，对跨湖桥遗址的正式发掘陆续进行了多次。一个远古时代的海边繁荣村落逐渐为人们所熟知。

跨湖桥是一个距今8000年的村落，该遗址发掘之初，浙江省境内已知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是约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上山文化尚未被发现。跨湖桥文化的出现一下子将浙江人类历史的上限向前推进了约1000年。跨湖桥文化和上山文化关系密切，不少跨湖桥文化的遗迹都直接叠压在上山文化遗迹之上，大量稻作遗存、平底或圈足带有红色陶衣的陶器、干阑式建筑也与上山文化颇为相似，因此学者认为跨湖桥文化是上山文化发展的结果。

▲跨湖桥出土的木桨

2002年，在发掘跨湖桥遗址时，考古工作者有了意外发现---在跨湖桥第9文化层中发现一个巨大的木制品，它由一根整松木制成，两头略翘，整体残长约5.6米，头尾处窄约29厘米，到中部则宽约52厘米，中间被挖出一个深约15厘米的空间。这样的形制让发现者们意识到，他们发现的是一条来自约7700年前的独木舟！跨湖桥发现的这只独木舟是世界范围内发现时代最早的舟船实物。虽然河姆渡遗址曾经出土过船桨，但始终未发现船体。中国浙江沿海一带可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人造舟船的地区之一。

▲ 跨湖桥独木舟，现藏跨湖桥遗址博物馆

跨湖桥独木舟上的发现还不止于此。学者在清理船身时发现，独木舟曾经破损过，它的主人并未因此将其丢弃，而是用木料对破碎处进行修补。经过检测，修补独木舟的黏合剂并非常见的由动物皮革中提取的胶质，而是漆树的分泌物---也就是俗称的大漆。

在跨湖桥遗址发掘时，曾发现过覆盖大漆的木弓和陶片，这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漆器实物。而独木舟上的发现将人们对漆器起源的思考推向更深处，先民最早使用漆树分泌物可能并非单纯为了装饰。大漆耐虫蛀、耐水浸，具有很强的黏性，这些特点对于居住在水边、常用木器的跨湖桥先民来说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马家滨文化和河姆渡文化

考古和地层证据显示，距今约7000年前，海潮与人类聚落和平相处的日子终告结束，全新世海侵加速，跨湖桥先民在海岸边低平处建造的房屋和村落被上涨的海水淹没。由此，持续迁千年的跨湖桥文化中断。

约7000年前，在钱塘江北的常熟、太仓、嘉兴等环太湖地区的高亢地带兴起了马家滨文化，而长江以南的余姚海边则成为河姆渡文化先民的家园。2020年，浙江省的考古工作者在余姚施岙发现一片河姆渡时代的古稻田。这片稻田总面积约8万平方米，最早在约67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第四期开始耕作，并一直使用至约4500年前的良渚文化晚期，持续近2200年。在稻田中，不仅出土了大量水稻遗存，人们还发现由人工精心修筑的田埂和排水设施。

▲ 施岙遗址古稻田

在马家滨文化罗家角、绰墩、草鞋山等遗址中出出现得到精心呵护的稻田遗址。在形态上，马家滨出土的水稻已经与今天南方地区常见的籼稻相近。这些证据告诉我们，在经历3000年的持续发展之后，钱塘江、环太湖地区的稻作农业已经极为成熟，产量大、营养价值高的水稻已经成为当地先民生活中最为重要的食物来源。

约6400年前，随着海平面下降，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近海的平坦地面终于露出水面，土坑肥沃、灌溉充盈的大片土地在精于稻作的农夫们看来，无异于天然的大粮仓。在这个时代，太湖、钱塘江流域的史前社会发生了一轮新的融合，环太湖地区马家滨文化南下来到杭嘉湖平原与余姚地区的河姆渡文化相遇。马家滨、河姆渡平行发展的格局被打破，河姆渡文化受到马家滨文化的影响程度越来越深。

马家滨文化和河姆渡文化

与此同时，长江以南安徽地区的皖江流域的薛家岗文化、宁镇地区的北阴阳营文化、长江以北淮河流域的龙虬庄文化均在这个时代沿长江而下，都汇入太湖、钱塘江流域的肥沃平原，历经融合和碰撞，长江下游的超级文化体---崧泽文化终于在约6000年前形成。

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崧泽文化聚落遗址已发现70余处。如今我们已经大体了解崧泽文化广泛分布在上海、江苏、浙江的大部和安徽省东部的广阔土地上，钱塘江和长江大致是崧泽文化分布的南北界。在这个时代，水稻的种植技术得到了更加长足的发展，用于翻地的石犁、耕田器和用于收割的石镰普遍出现在崧泽文化遗址中。

从上山文化到崧泽文化的4000余年时间里，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整个钱塘江、太湖流域的发展虽有波折，总体上一直操持着较快的速度，但是却长期没有形成具有绝对统治力的核心聚落。聚落之间联系频繁却互不从属，或许是因为这里地形破碎，人口在相对晚近时才集中在钱塘江下游平原的缘故。

崧泽文化先民要如何将分散在平原各处的聚落统一起来呢？江苏张家港东山村遗址为我们展现了崧泽文化集中权力的尝试。在崧泽时代早期的90号墓葬中，随葬了65件精美的玉器，其富有程度远超其他墓葬，这表明此时的崧泽文化社会结构已经明显分层，并出现了占有更多奢侈品的权贵阶层；在90号墓还出土了2件玉钺。玉钺是军权和刑杀权的象征，这种器物的出现表明权贵者可能是拥有生杀之权的军事首领。

▲ 崧泽文化玉璜

2010年，考古工作者在浙江桐庐方家沟发现一座大型玉石制造场遗址，在其中发现大量磨石、玉石原石、玉器半成品，其时代相当于马家滨文化晚期到崧泽文化早中期。此地距离钱塘江不远，制作完成的玉器可以顺流而下进入崧泽聚落之中。方家沟遗址、东山村遗址的发现都表明崧泽社会已经出现了专门的工匠专业进行玉器制作。专业匠人既是社会复杂化的产物，也是推动社会复杂化的力量，在玉器承载的礼制愈发成熟之后，松散的社会被凝聚起来，共同迈入下一个历史阶段。

大约5300年前，历经近5000年的发展和演化，钱塘江、太湖流域深厚的文化积淀终于发生质变。在今天杭州市余杭区良渚、瓶窑，崧泽文化的后裔们建立起一座蔚然王都，良渚文化标志着文明时代拉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