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记—兼收并蓄（上）

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文明不断向前发展的永恒主题。 5000多年前，在今天被人们称为中国的这片土地上，西辽河、黄河、长江各流域，区域性的文化犹如满天星斗，交相辉映，而陶器则是各区域文化间交流往来的重要载体。

苏羊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宜阳县境内，年代距今约6000至4000年，最新勘探成果表明，这是一处大型中心性聚落。苏羊遗址出土的这些陶器曾与先民朝夕相伴，此后被层层黄土堆叠掩埋，一藏数千年。当他们终于重见天日，则成为考古研究中意义非凡的“指示器”。

在时间跨度长达2000年的岁月中，苏羊遗址的陶器反映出了风格上的变化。前半段是以仰韶彩陶为主，到了后半段，也就是距今5300至4600年左右，这一地区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风格的陶器却明显增多。

屈家岭文化是兴盛于长江中游的史前文化，其遗址分布纵跨鄂、豫、湘三省，因首先在湖北省京山市屈家岭发现而得名，年代约为距今5300至4500年间。

苏羊遗址出土的陶器中，鼎内器物占比较大，流行口沿外侧有一圈捏塑花边的罐形鼎、宽扁足盆型鼎，罐领高直的小口高领罐，也是遗址中常见的器皿之一。这些陶器形制是鉴别判断屈家岭文化的主要依据。

陶豆，状似高足盘，是一种盛放食物的古老器具。这件双腹豆为泥质灰陶，腹中部微微内收而形成双腹。高圈足，并饰有圆形镂孔，乃是屈家岭文化陶器风格的典型器物。

仰韶文化晚期开始，屈家岭文化表现出鲜明的北上趋势。可以推想，原本居于江汉平原的部分先民，经历漫长跋涉，先到达南阳盆地，再向北穿越伏牛山、熊耳山，终至苏羊。发源于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与身居中原的河洛地区也有文化交流。

红山文化半拉山墓地，位于辽宁省朝阳市，远在苏羊遗址1500公里之外。画面中的石钺和兽首造型柄端饰便出土于这里。柄端饰的兽首长相颇为“憨萌”，它平齐的长吻中部用一道凹沟雕出口唇，头两侧的耳朵轮廓圆缓，耳前横穿圆孔以作双目。柄端饰加工出榫头，可与石钺相组合成一把带柄石钺。

令人意外的是，在苏羊遗址中找到了半拉山墓地兽首造型柄端饰的“孪生姊妹”。 2021年出土于苏羊遗址的这件兽首石雕与半拉山墓地的极其相似，长、高均不足5厘米，双耳直立，耳廓圆润，一个对钻孔象征双眼，初步推测可能为权杖头部构件。这样的石雕在中原地区同时期遗址中是首次发现。

相隔千里的两件“同款”器物，可能均是权力的象征物。我们不禁猜想，当时的河洛地区和西辽河流域的部族首领间或许存在着某种交往。不论是来自北方的上层的思想意识方面的交流，还是南方长江流域文化器物的北扩，都表明了在这一时期，苏羊遗址已经成为南北方文化交汇的一个焦点。

印证史前部族之间交往的不只是这两件兽首石雕。在河南荥阳市青台遗址，一件涂有朱砂的石钺历经5000多年依旧鲜红。考古学家在遗址的第二重环壕西门处发现了它。朱砂颜色鲜亮，是先民信仰与礼仪的象征元素，象征着权力的石钺与代表信仰的朱砂结合在一起，让这件朱砂石钺充满了神秘色彩。

中华大地上的石钺，目前发现最早的是位于西部的陕西临潼芷阳遗址，距今约7000年左右，但将用钺制度化却始于东部，以凌家滩遗址最为突出典型，也是马家浜、崧泽、良渚等文化中常见的器物。河洛地区青台遗址朱砂石钺的出现，似乎讲述了来自东方的部族人群曾在此短暂停留，或者把钺传播到此。

何为钺？东汉许慎所著《说文解字》中，有“钺，斧也“的记载。向前追溯，商代甲骨文中的”王“字就是一把斧头倒悬的象形。及至西周时期，青铜器铭文中的”王“字最下面一横呈弧形，两角微上翘，斧钺之刃的形态更为明确。由此可见， “王”即“斧钺”， “斧钺”即“王”。由生产工具斧发展而来的“钺”，终成王者的兵器，继石钺之后还出现了玉钺，更凸显了“钺“从实用工具向礼仪用具的跃升，并逐渐成为权威和地位的突出标志。

而从青台遗址继续向西200多公里，位于河南省灵宝市的西坡遗址，那里出土的13件玉钺则反映出东方的用钺传统可能经过河洛地区的吸纳和过渡，进一步向周边地区进行了扩散和传播。

马萧林，河南博物院院长，曾主持西坡遗址考古发掘，在他和团队发掘清理的34座大小墓葬中，玉钺的发现尤为引人注目。仰韶文化时期玉器的成组出土，在黄河中游地区极为少见。这些玉器的加工工艺以及玉钺作为大墓随葬品的现象，引发考古学家深深的思考。从东向西，钺的每一次现身，不只是各地区先民的器物交换，更是对于彼此社会秩序的理解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