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商记—率土之滨（上）

2021年，郑州市配合城市基建项目开展考古发掘工作，在书院街遗址高等级贵族墓葬中发现了这枚商代的黄金绿松石牌形器。经过复原研究，清晰的兽面形象跃然眼前。它的造型敦厚、庄重，黄金与绿松石的搭配华美脱俗。事实上，这并非中国境内首次发现的商代镶金绿松石兽面纹饰件，在湖北武汉也曾出土了同样形制的饰件。

这样的两件器物为何会分别出现在远隔500多公里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呢？画面上的绿松石镶金饰件，2013年出土于湖北武汉黄陂区盘龙城遗址杨家湾墓葬17号墓，现藏于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出土时，组成兽面形象的绿松石散落两侧，考古学家以文物图案中的“眉间饰”为线索抓手，对其原来的形象进行了推测复原。

2021年出土于河南郑州的那枚黄金绿松石牌形器，其制作工艺与盘龙城的这件可谓一脉相承。这两件器物也是目前发现仅有的商代早中期以黄金镶嵌绿松石的兽面纹饰件。而这种工艺最早可上溯到夏代晚期。兽面纹，亦称饕餮纹，是商代青铜器最典型的纹饰之一。兽面纹结合了狰狞之美与对称之序，是象征商人精神信仰的图腾，彰显了商人对天地威严的形象化体认。

而如此罕见的黄金镶嵌绿松石的兽面纹礼器，很可能是由位于中原王畿的高等级作坊制作，而后作为商王的赏赐，千里迢迢来到距离都城数百公里外的盘龙城，自然这也说明了盘龙城及城中受赏者非同寻常的地位。

湖北武汉盘龙城遗址是迄今为止在长江流域发现的商代早中期最大城址，遗址面积约139万平方米，其中内城面积约7.54万平方米，其整体布局与商代早期都城郑州商城非常相似。城垣方向为北偏东20度左右。盘龙城遗址拥有数项早商城址之最，它是早商时期出土玉器最多的城池。

这间大玉戈长94厘米，是目前发现的最大商代玉戈。这是目前发现的商代早期最大的有领玉璧，直径22厘米。盘龙城遗址出土青铜器数量众多，达500余件。李家嘴2号墓出土的这件夔纹青铜钺通他41.4厘米，刃部宽26.7厘米。杨家湾11号墓出土的青铜大圆鼎85厘米，它们都是已出土的同时代同类型器物中体量最大的。

盘龙城贵族墓葬中出土的随葬青铜酒礼器与郑州商城出土的青铜酒礼器的形制完全相同。综合其城市规模、建设布局、墓葬形制、出土器物等因素，专家推断，盘龙城应是商人南下长江直接建立的地方首府级行政机构。

距今约3500年至3200年，盘龙城存续了大概300多年的时间，遗址内发现的这些高规格青铜器、玉器、绿松石器等，彰显着稳坐于王畿的商王对历代盘龙城管理者的高度重视。而出土的500余件青铜器中，更有70%属于兵器，这无疑昭示了盘龙城作为区域军政中心的重要地位。

为什么盘龙城对商王朝而言如此重要，商人南下长江又是为了什么呢？沿长江顺流而下，在与武汉相距200余公里的江西省瑞昌市，一个叫做禁地的小村落坐落于青山之间，一个山村为何会取名“禁地”？1988年，当村子西南方的一处商代古铜矿遗址被发现时，人们心中有了猜想。

每到11月，被当地人称作“铁山”的铜岭之上，都会开满这样的紫色小花。这种名为铜草花的植物专门生长在含铜元素较多的土壤中，是寻找地下铜矿脉的天然标识。铜陵采矿遗址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久远的大型采铜冶铜遗址之一，最早可上溯到商中期，距今约3300年，与盘龙城存续时间部分吻合。

在这里，考古学家发现了集采矿区、选矿区、冶炼区、生活区于一体的大型铜矿生产基地，遗址分布面积达3.5平方公里，开采时间从商代中期持续至战国早期长达1000多年。铜陵采矿遗址发现的商代竖井和巷道木支护，拥有科学严谨的结构。中国是全世界最早将巷道木支护技术用于地下采矿的国家。

勘探表明，长江中下游地区蕴藏着丰富的铜矿脉，在这条铜矿带上，湖北大冶、江西瑞昌、安徽铜陵都发现了源于商周时期的古铜矿遗址。中国的青铜文明贯穿夏商周三代，铜是国家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可以想见商人南下，并以盘龙城作为区域军政中心，控制长江铜矿脉是关键原因之一。

商代中期以后，盘龙城逐渐被商人放弃，商王朝中央直接管控的区域退缩至长江以北。《诗经 商颂 殷武》中写道，“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经之旅”。描绘了商王武丁攻伐荆楚并大获全胜的情形。晚商时期，在赣江两岸出现了一个“虎方国”，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中出土的大量与虎形象相关的青铜器，使大部分专家认同“虎方国”就在今天的江西。

而商王利用武力征服了这些方国之后，采取了更为高明的政治手段，对长江流域进行了有效的管理。早在距今约3300年前，商王朝中央就通过输出青铜技术与礼制制度来赢得方国的依附与臣服。与盘龙城不同的是，这些方国不由商王派遣官吏直接统辖，而是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这些方国所体现出的商文化在与中原王畿保持一致性的同时，又带有鲜明的地方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