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商记—青铜之颠（下）

这是殷墟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牛形青铜尊—“亚长“牛尊，牛角弯曲，牛头前伸，牛口微张，双目有神，四足短粗有力，体型浑圆健硕。这是一头强壮的水牛，周身布满鸟、鱼等各种动物型纹饰。最为突出的是牛腹两侧各是一只猛虎，虎头低垂于牛的前腿处，虎尾上卷在牛的臀部。带有“亚”字的铭文表明其主人的武官身份。华丽细致的纹饰固然令观者惊叹，但一体成型的铸造工艺才是让考古人拊掌叫绝的地方。

2024年初，杨欢团队开始对“亚长”牛尊进行浇筑与凝固复原实验，经过严格的模型处理、精密的数据计算和数十次的浇筑模拟，杨欢发现，牛尊中空的四足与牛角设计，极尽可能的保证厚度一致的气壁，就是为了避免铸造缺陷。同时只有将右后蹄作为注入铜液的浇口，将左前蹄作为起到排气、集渣、防止产生缩孔的冒口，才能得到最优的铸造结果。一旦对调，铸造缺陷将成倍增长。

设计一个最优的型腔，匹配正确的铜、锡、铅合金比例，设置正确的浇口和冒口，甚至调配一个能让散热速度恰到好处的陶土成分，都是影响青铜器能否完整成型的必要条件。以今天凝固模拟对型腔和金属的严格要求来看，商代晚期工匠所设计的型腔和使用的金属配比是趋于完美的。然而那时，并没有如今的精密仪器和科技条件，我们不禁要问，耗费如此巨量的人力物力去追求一种器物的极致，究竟是为了什么？

这是殷墟博物馆二层主展厅内一处极富设计感的展陈空间，一条长长的笔直通道，几级逐层升高的平台，依次陈列着不同规格的墓葬，平台越高墓葬规格也越高。觚和爵在墓葬中常常成套出现，一旦出现就意味着墓主人绝非普通平民，套数越多往往等级越高。殷墟郭家庄东南26号墓出土的青铜器中，一同随葬的青铜钺、刀、戈等，表明了他应该是一个因军功而封爵或受赏的小贵族。

商代青铜器上，花纹覆盖面的多少，纹饰精致程度的高低，甚至有无扉棱，都是同一类别器物等级差别的反映。墓葬出土器物组合的丰富程度、套件数量的多寡、器物造型的稀缺性、方型器的占比又进一步凸显了人与人之间权力、地位、财富的差异，甚至一处微妙的设计巧思都可能代表着众星捧月的无上权威。

这样的方壶，在商代青铜器中，目前只有妇好墓中的这两件是成对出土的，一件藏于殷墟博物馆，另一件藏于中国考古博物馆。在殷墟工作了20多年的岳鸿彬，博士阶段就致力于殷墟青铜器纹饰研究。他发现一些有特定意义的纹饰，如龙纹、虎纹、?纹等，只出现在规格较高的墓葬中，这种崇尚龙虎形象的观念可能正是后世将龙视为皇家专用，哈多见将帅符节的源头。

在商代，青铜器不仅是艺术与美的创造，更成为商王治理国家的制度设计和政治文明象征。那么商王是如何具体利用这种器物来区分等级管理国家、凝聚人心的呢？商代青铜礼器本就是用于祭祀和宴饮的酒器或食器。祭祀源于对于自然和神灵的崇拜与敬畏，是信仰的一种外化表达。商代社会具有浓厚的神权色彩，其神灵系统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与此前先民一样信奉的自然神，二是自己的祖先神 。

考古发现，商人几乎每天都要举行大小不等的祭祀，青铜器不仅仅是盛放祭品的器皿，可能还被赋予沟通天地祖先的功能，配享最高等级祭祀礼仪的祖先，往往是商人心目中以死勤事、以劳定国的英雄，比如开国君主汤。而对那些功劳平平的先王，商人只给予一般性祭祀，同样地位的先王因为不同的德行而被后人区别对待。

这种方式无形中演变成一种评价机制，既反映着后人对先人的评判，也成为影响在世之人行为的价值标尺。这样的传统，在中国社会至今可见。对于普通贵族来说，以礼器为核心属性的青铜器常常得自商王的赏赐。在数量不多的带有铭文的商代青铜器中，几乎都记载着同一类型的事情，某年月日得到赏赐，为长辈铸造青铜器以示纪念。

定制一件铭记自己因功受赏的青铜器，是商人值得炫耀一生的荣誉，镌刻文字于其上，告慰先祖、流传后人。奇伟、瑰丽，这些青铜器是当时最华美、最富创造力的作品，也映射了背后的一个巅峰时代。无论是从规模技术、艺术审美，还是理智象征，商代青铜器在贯穿夏、商、周三代历史的青铜文化格局中都占据着中心地位，起着先驱和主导作用。

无论是身为王后的妇好，还是担任武将的亚长，又或是那些默默无名的贵族，都拥有着自己朴素美好的愿望。他们征战四方、勇毅忠诚、恪尽职守，希望保家卫国，争得荣耀以告慰祖先，激励后辈。时光轮转，青铜器褪下了最初的金光华彩，却沉淀出了一抹更为沉静幽邃的青绿，这似乎更符合我们对历史厚重沧桑的想象。

透过这抹青绿，我们能感知那些中华民族千百年来一直相通的情感，对祖先的崇敬、对英雄的景仰、对德行的提倡、对美的追求。中华文明的丰碑也在这些承载民族特质的器物筑基之下，更显巍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