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夏记—夏礼赓续（下）

夏人的龙有幸得以传承至今，如此精美绝伦的龙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有人说它是权杖的表面，也有人说它是旗帜的装饰。如果把埋藏在它身边的青铜响铃一道读解，显然这是一套祭祀用的礼器。儒家五经之一的《尚书》曾记载，中国历史的庙堂与祭祀始于夏朝，这是礼的开端。

如果说二里头绿松石龙形器与青铜响铃的组合是礼乐制度与青铜器在夏朝晚期的初次融合，那在此之前，与夏人类似的玉石礼器在夏文化分布区域内的广泛传播，则说明理的观念早已得到了普遍认同。牙璋，玉石礼器奇的一种，早期主要用于山川祭祀。二里头文化时期，牙璋逐渐成为宫廷礼仪中的礼器，是君臣关系和国家秩序的体现。作为探索夏朝史迹的信物，牙璋是具有说服力的考古实证。追踪二里头文化牙璋在各地的出土让考古学家们倍感兴奋。

在距离洛阳1000多公里的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遗存中，仍然能够找到与二里头惊人相似的同款文物。而三星堆文化不仅与二里头文化距离遥远，而且远比二里头时期要晚几百年。于是当我们俯瞰二里头文化的波及范围时，便会惊讶地发现，它早已不限于与邻近地域的松散交流，而是大范围的向外扩散。

作为二里头文化重要礼器的陶酒器，在兴盛期可北达燕山夏家店下层文化，南及由浙江到四川的长江流域，东至大海，西抵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一带。由此可见，以礼为核心的夏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和穿透力。那夏朝的礼仪又究竟是什么呢？

礼乐制度的核心内容，就是把等级制度规范化。等级制度的规范化是人类阶级社会走向成熟的关键一步，它将原始松散的部落社会组织制度上升为权力集中的国家统治制度，而礼制的威权又必须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这就是天命和神圣。既然统治者的王权和区分等级制度的礼仪来自上天的赐予，那么祭祀上天当然是国家最重要的事物，这也就不难理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说法了。

青铜时代，除了制造兵器，华夏先民将当时最珍贵的材料青铜几乎全部献给了上天和祖先。而后世王朝通过对夏朝青铜礼器的传承与发展，则将夏人开创的礼乐制度不断提升为更加完善的国家政治制度。

中国青铜礼器的华美令人惊叹，而创造这一切的冲动则来自器物所有者渴望赋予他们的令人敬畏的神性。在青铜礼器与天命神授的结合中，华夏先民选择了神兽，于是龙当之无愧的成为了主角。

让我们再次回望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这件绿松石龙形器在夏人看来一定具有某种神性。当飞行的遐想在夏人脑海中酝酿良久，蛇便被插上了蝉的翅膀，成为一条抽象出来的龙，以实现它们与上天、神灵沟通的精神寄托。

当青铜文明的钟声轰然响起，夏人还来不及把他们创造的龙与青铜融为一体，但后人仍对他们创造的礼乐制度和青铜礼器充满敬意。后继王朝继承了夏朝礼乐制度文化，让夏文化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传承、赓续。

2023年3月初，中国北方依然春寒料峭。在中条山北麓，距洛阳200多公里外的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的例行考古发掘工作已经展开。来自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的考古人员要赶在中条山雨季洪水到来前完成这里的发掘。很快，一个3800年前的史前聚落出现在人们面前，窑洞、水井、粮仓、陶器，甚至冶炼青铜的灰渣，都见证着这里曾经发达的文明。

随着发掘工作的深入，突然出现的四具人类遗骨让领队崔俊俊把其他工作停了下来。他敏锐意识到，这一发现将为中国科技考古提供一次难得的契机。上海复旦大学非常重视东下冯的重大发现，迅速派出博士研究生张宇轩赶往夏县，对遗骨进行扫描。

此次复旦大学与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的深度合作并不限于用数字技术复原夏人头部，更为重要的是通过DNA技术，考古学家能够探明今天的中国人与夏人之间的基因遗传关系。如果今天中国人基因的大数据与夏人基因高度重合，我们不仅能够从基因生物学角度证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也能利用这一数据复原中华祖先的容貌。

在复旦大学分子考古实验室，文少卿的科研团队正在提取夏朝东下冯人遗骨的DNA。科研人员小心翼翼地从一颗牙齿髓腔内提取生物组织。这些组织经过数千年的自然降解和与周围环境的物质交换，留下的基因信息已经微乎其微。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试验，复旦大学分子考古实验室关于东下冯人遗骨DNA的测试终于有了结果。

结果表明，这具遗骨的基因与现代中国人的基因近似度高达90%以上，这说明3800年前夏王朝统治区域的人类正是今天中国人的祖先。这样的结果再一次验证了中华文明传承延续的完整性和连续性。而后，文少卿团队根据夏人遗骨，结合基因大数据复原了一位夏朝女性的容貌。

她穿越3800年的时空，向今人讲述夏人缔造中华文明的故事，也回答了萦绕在每一位中国人心中长久以来的疑问。我们究竟从何而来？无论是东下冯还是二里头，以及其他我们无法一一列举的夏代遗存，今天都已成为黄河两岸的文明印记和历史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