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2003 年那次登山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如果没有那次攀登,可能我后来就只是一个普通的登山者。从那之后,无论工作还是生活都有了一些改变。最初去攀登玉珠峰,是利用十天左右的假期,我那时已经工作十年以上,有探亲假,省出假期,才够时间去攀登慕士塔格峰,也是借着长假,还请了事假。那两次都是自费去的。

2003 年攀登珠峰时,我和王石在山上做过长时间交流,他对我比较认同,从私人感情上,挺愿意帮我的,比如他有人脉,跟农行领导打招呼。就这样,我很幸运,得到了农行在时间和资金上的支持。否则,后来我有时出去登山一去就是两三个月,没有费用,没有假期,将会非常难,我无法想象。

登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峰

2004 年,我和深圳的饶剑锋,还有广西一个女孩,三个人去西藏攀登海拔 8201 米的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峰,在 9 月 5 日成功登顶。那是我第一次登顶 8000 米以上的山峰,也是为再次登珠峰做准备。 海拔 8000 米之上,是一个普通人类难以探索到的陌生世界,空气是安静的,除了寒风呼号,没有什么再能引起空气的震荡。那里有光的山石与皑皑白雪,有陡峭的悬崖绝壁,有冻得坚硬的冰层,有曝晒的日光,还有遇难者的尸骨。

登山的装备和物资,包括摄像机、相机、国旗,我从那次开始都是必带的。2003 年攀登珠峰时,出发前给每个队员都发了一面国旗,还举行授旗仪式。从 2004 年开始,我登顶以后,国旗、行旗,都是必备的展示。规定动作就是展旗、照相,要抓紧时间。每次我展示国旗时,感觉很不一样,毕竟那是极少数人能够到达的地方,有一种绝无仅有的自豪感。

在顶峰上展示国旗

2005 年,我参与到为期三个月的中国重测珠峰活动中。从 8300 米往上登的时候,我看见了好几具已经风化的尸体。2003 年那次,我到了 8300 米,并没有看到尸体。

到 8700 米第二台阶的时候,我看见早一天刚刚遇难的斯洛文尼亚登山者,就倒在第二台阶上面,挂在路绳上,距离我们脚下两三米,头朝下。他可能坐在石头上休息,就倒下了,鼻孔流血,手套没有戴,背包扔在一边,到了极限状心,估计已经神经错乱。途中还有四五具尸体,很不成样子。远处的尸体,很不好判断,是向导指给我看的。就在路线旁边,有的身体被埋了一半,还有的羽绒服已经被暴风雪吹烂了。

冲顶到 8800 米的岩壁那一段,我看到路绳上挂了一个韩国队员的尸体,头朝下。据向导说,他是 2004 年登珠峰的时候死掉的,当时死了三个人。那种状态下,一点儿撤都没有,挺残酷的。我看了并没有觉得恐惧,只是硬着头皮上。虽然珠峰地形复杂,岩石与雪地相连,狂风卷着飞雪,但我们在 5 月 22 日中午 12 时 20 分成功登顶。

南极 挑战“7+2“探险

2005 年 12 月,我和王石、钟建民、曹峻、阿旺等七人组成“7+2”南极探险队,主题“探险有极,公益无限”,呼吁社会关注生态环保。对于王石他们来说,是完成“7+2”的探险梦想,我作为绿叶,跟他们一起从南纬八十九度向南极点进发,徒步滑雪走了一百二十公里。因为有探险公司提供服务和导航,在体力考验和真正的极地感受方面,我的感觉并不太强烈,没有达到极限,没有累到一塌糊涂。

每天的行程安排是固定的,我只是跟着走 ,从爱国者营地出发,走了一周,到达南极点,并为北京大学广西崇左生物多样性研究基地募集到近百万元资金,为中国人挑战世界极限“7+2”的探险运动画上圆满句号,刷新了中国人在这项运动上的空白。毕竟我第一次去南极大陆,感觉是很神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