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 年那次登山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如果没有那次攀登，可能我后来就只是一个普通的登山者。从那之后，无论工作还是生活都有了一些改变。最初去攀登玉珠峰，是利用十天左右的假期，我那时已经工作十年以上，有探亲假，省出假期，才够时间去攀登慕士塔格峰，也是借着长假，还请了事假。那两次都是自费去的。
2003 年攀登珠峰时，我和王石在山上做过长时间交流，他对我比较认同，从私人感情上，挺愿意帮我的，比如他有人脉，跟农行领导打招呼。就这样，我很幸运，得到了农行在时间和资金上的支持。否则，后来我有时出去登山一去就是两三个月，没有费用，没有假期，将会非常难，我无法想象。
2004 年，我和深圳的饶剑锋，还有广西一个女孩，三个人去西藏攀登海拔 8201 米的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峰，在 9 月 5 日成功登顶。那是我第一次登顶 8000 米以上的山峰，也是为再次登珠峰做准备。 海拔 8000 米之上，是一个普通人类难以探索到的陌生世界，空气是安静的，除了寒风呼号，没有什么再能引起空气的震荡。那里有光的山石与皑皑白雪，有陡峭的悬崖绝壁，有冻得坚硬的冰层，有曝晒的日光，还有遇难者的尸骨。
登山的装备和物资，包括摄像机、相机、国旗，我从那次开始都是必带的。2003 年攀登珠峰时，出发前给每个队员都发了一面国旗，还举行授旗仪式。从 2004 年开始，我登顶以后，国旗、行旗，都是必备的展示。规定动作就是展旗、照相，要抓紧时间。每次我展示国旗时，感觉很不一样，毕竟那是极少数人能够到达的地方，有一种绝无仅有的自豪感。
2005 年，我参与到为期三个月的中国重测珠峰活动中。从 8300 米往上登的时候，我看见了好几具已经风化的尸体。2003 年那次，我到了 8300 米，并没有看到尸体。
到 8700 米第二台阶的时候，我看见早一天刚刚遇难的斯洛文尼亚登山者，就倒在第二台阶上面，挂在路绳上，距离我们脚下两三米，头朝下。他可能坐在石头上休息，就倒下了，鼻孔流血，手套没有戴，背包扔在一边，到了极限状心，估计已经神经错乱。途中还有四五具尸体，很不成样子。远处的尸体，很不好判断，是向导指给我看的。就在路线旁边，有的身体被埋了一半，还有的羽绒服已经被暴风雪吹烂了。
冲顶到 8800 米的岩壁那一段，我看到路绳上挂了一个韩国队员的尸体，头朝下。据向导说，他是 2004 年登珠峰的时候死掉的，当时死了三个人。那种状态下，一点儿撤都没有，挺残酷的。我看了并没有觉得恐惧，只是硬着头皮上。虽然珠峰地形复杂，岩石与雪地相连，狂风卷着飞雪，但我们在 5 月 22 日中午 12 时 20 分成功登顶。
2005 年 12 月，我和王石、钟建民、曹峻、阿旺等七人组成“7+2”南极探险队，主题“探险有极，公益无限”，呼吁社会关注生态环保。对于王石他们来说，是完成“7+2”的探险梦想，我作为绿叶，跟他们一起从南纬八十九度向南极点进发，徒步滑雪走了一百二十公里。因为有探险公司提供服务和导航，在体力考验和真正的极地感受方面，我的感觉并不太强烈，没有达到极限，没有累到一塌糊涂。
每天的行程安排是固定的，我只是跟着走 ，从爱国者营地出发，走了一周，到达南极点，并为北京大学广西崇左生物多样性研究基地募集到近百万元资金，为中国人挑战世界极限“7+2”的探险运动画上圆满句号，刷新了中国人在这项运动上的空白。毕竟我第一次去南极大陆，感觉是很神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