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2009年攀登马纳斯鲁峰时,确定了完成全球
14座8000米级雪山的目标

2009 年 9 月 27 日,我和王石结伴在尼泊尔登顶了海拔8163 米的马纳斯鲁峰,那是我登顶的第四座 8000 米级高峰。攀登之前,王石张罗着去玉珠峰拉练,他说我们几个人去登国外的 8000 米级高峰吧,可以算是开创中国业余登山者的先河。攀登过程中,在大本营闲聊时,王石问我:“有没有想过完成全球所有十四座 8000 米级雪山的登顶?”

我以前根本就不知道十四座 8000 米以上雪山这一说,没加思考就说:“尝试一下呗。”当时我挺喜欢攀登的感觉,认为自己能承受。王石说:“如果你想登,我就帮你想办法,比如资金,包括和单位沟通。”

回到国内以后,王石帮我去和农行总行打招呼,让我打十次 8000 米的攀登报告,因为已经完成了四座,加起来的目标就是十四座。当时我专门打了报告,农行就对我形成一个固定的支持,每次提前申请,过程很顺利,就是走流程,开评审会,基本没有障碍。平时我继续上班,在办公室很繁忙,事无巨细。

2010 年,我们去尼泊尔攀登海拔 8167 米的道拉吉里峰,5 月 13 日登顶后下撤途中,出了事故。之前我的攀登过程都还算顺利,没有感觉到真正意义上的恐惧。但道拉吉里峰那次,攀登的高难度、组织管理不到位、队员准备不足、和夏尔巴人向导沟通不畅等因素,让队伍有点慌乱,遇到险境时,分散逃命,没有能力去救援别人。我们六个队员,死了三个,我也差点挂了。

攀登海拔 8167 米的道拉吉里峰,几乎挂了

那次,我跟着国内一家探险公司和尼泊尔一家探险公司,他们都是不太成熟的状态,攀登过程非常松散,达不到像罗塞尔那样非常专业的组织管理。沟通协调也出现很多问题。冲顶的时候,夏尔巴人都没有人愿意上,勉强只有三个向导跟我们上。本来应该是一对一的服务,但快到顶的时候,领队把绳子往那里一放,组织者他们自己修路了。下撤的时候就出现了意外状况,首先是领队的助理张伟滑坠。

我们在中午一点半登顶,领队距离我前面几步,都自行下撤没有结组,没有绳索。因为从 7500 米向上登顶的时候没有修路,是结组走上去的。下撤的时候,没有了管理,各自往下撤,张伟滑坠了两三百米,眼瞅着他往下掉,在我们视线里变成一个小黑点,很恐怖,但是他命大,停住了。我们一看,实在太危险,作为组织者的工作人员,他自己都滑坠了,其他人自行下撤,肯定会出现问题。

登顶道拉吉里峰,下撤途中出了事故,最终三人遇难

当时我们要求结组,就准备把所有队员和三个向导用绳索结组下撤。但三个向导不愿意跟我们结组,他们独自下撤。我们六个队员加上组织者的领队,结组往下撤。在同一条绳上,但每个人的速度不一样,广州的楼国龙和深圳航空的机长李斌攀登技术非常弱,每走两步就坐到地上。天黑时才撤到 7900 米,李斌就不行了,体力衰竭,站都站不起来。而且变天了,夏尔巴的向导出于本能开始逃跑。

那么晚了,三号营地在 7350 米,还有很远。虽然垂直距离不长,但实际线路很长,李斌处于崩溃边缘。大家解开绳索,自己往下跑,就把他扔在那儿。那时他还活着,我看到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把氧气面罩扯断,只剩下胶皮管,雪镜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摘掉了,整个人满面冰霜。但其他人出于本能都跑了,没有人管他,没有组织了。我也没办法救他。

夜里十点钟,大家都被困在 7600 米,岩石非常陡峭,非常大的山体,没有路,只看到东一个西一个的头灯亮着,都在嚎叫,实际上只是无谓地消耗体能。因为从峰顶下撤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到半夜,队友饶剑锋和楼国龙只好就地躺下等死。赵亮和韩听年轻,体力还行,但我感觉他们也已经崩溃,就像疯了一样,冻得跟筛糠一样。大家都分散着,无谓地东奔西突,想要逃命。在露天,没有御寒设施,都快冻死了。当时也没有后援,大本营就剩两个厨师,怎么救援?山下面只有两支队伍,一支瑞士的,还有一支伊朗队,都是很小的队伍。

道拉吉里峰登顶合影

熬到凌晨两三点钟,我感觉自己快要被冻死了,发抖不停,而且饥寒,缺氧。大家基本上属于失控状态。不走,或者不想办法,就只能原地冻死。我来不及恐惧,只能告诉自已小心点,要谨慎,摸索着往下走。其实我们已经接近 7500 米路绳的位置,距离 7350 米的三号营地,还需要两三个小时才能到达。从 7500 米开始已经有路绳,就安全了。如果没有出现混乱,或者夏尔巴向导很清醒地把大家组织在一起,寻找路绳,还是都可以活着下撤。但当时没有人管,这样的问题太扯淡了。

凌晨五点多,我一个人回到 7350 米的三号营地,天已经亮了。我看到向导还有领队都在帐篷里边,那时他们才背着氧气、睡袋和救援物资,上去找人。结果只找到饶剑锋和楼国龙,还活着,都冻伤了,毕竟在露天躺了一晚上,他们被裹起来拖了下来。后来楼国龙的九个脚趾严重冻伤,全切掉了。韩昕大概滑坠了五十多米,向导上去时发现人已经死了,赵亮连尸体都没看到。

大家休息了一天,撤回二号营地,飞机从二号营地把他们运到加德满都。我自己走回大本营,再从大本营回到加德满都。那是我第一次真正面对死亡。三人遇难,是当时国内民间登山者在海外遭遇的最严重的一场山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