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2009 年 9 月 27 日，我和王石结伴在尼泊尔登顶了海拔8163 米的马纳斯鲁峰，那是我登顶的第四座 8000 米级高峰。攀登之前，王石张罗着去玉珠峰拉练，他说我们几个人去登国外的 8000 米级高峰吧，可以算是开创中国业余登山者的先河。攀登过程中，在大本营闲聊时，王石问我：“有没有想过完成全球所有十四座 8000 米级雪山的登顶？”

我以前根本就不知道十四座 8000 米以上雪山这一说，没加思考就说：“尝试一下呗。”当时我挺喜欢攀登的感觉，认为自己能承受。王石说：“如果你想登，我就帮你想办法，比如资金，包括和单位沟通。”

回到国内以后，王石帮我去和农行总行打招呼，让我打十次 8000 米的攀登报告，因为已经完成了四座，加起来的目标就是十四座。当时我专门打了报告，农行就对我形成一个固定的支持，每次提前申请，过程很顺利，就是走流程，开评审会，基本没有障碍。平时我继续上班，在办公室很繁忙，事无巨细。

2010 年，我们去尼泊尔攀登海拔 8167 米的道拉吉里峰，5 月 13 日登顶后下撤途中，出了事故。之前我的攀登过程都还算顺利，没有感觉到真正意义上的恐惧。但道拉吉里峰那次，攀登的高难度、组织管理不到位、队员准备不足、和夏尔巴人向导沟通不畅等因素，让队伍有点慌乱，遇到险境时，分散逃命，没有能力去救援别人。我们六个队员，死了三个，我也差点挂了。

那次，我跟着国内一家探险公司和尼泊尔一家探险公司，他们都是不太成熟的状态，攀登过程非常松散，达不到像罗塞尔那样非常专业的组织管理。沟通协调也出现很多问题。冲顶的时候，夏尔巴人都没有人愿意上，勉强只有三个向导跟我们上。本来应该是一对一的服务，但快到顶的时候，领队把绳子往那里一放，组织者他们自己修路了。下撤的时候就出现了意外状况，首先是领队的助理张伟滑坠。

我们在中午一点半登顶，领队距离我前面几步，都自行下撤没有结组，没有绳索。因为从 7500 米向上登顶的时候没有修路，是结组走上去的。下撤的时候，没有了管理，各自往下撤，张伟滑坠了两三百米，眼瞅着他往下掉，在我们视线里变成一个小黑点，很恐怖，但是他命大，停住了。我们一看，实在太危险，作为组织者的工作人员，他自己都滑坠了，其他人自行下撤，肯定会出现问题。

当时我们要求结组，就准备把所有队员和三个向导用绳索结组下撤。但三个向导不愿意跟我们结组，他们独自下撤。我们六个队员加上组织者的领队，结组往下撤。在同一条绳上，但每个人的速度不一样，广州的楼国龙和深圳航空的机长李斌攀登技术非常弱，每走两步就坐到地上。天黑时才撤到 7900 米，李斌就不行了，体力衰竭，站都站不起来。而且变天了，夏尔巴的向导出于本能开始逃跑。

那么晚了，三号营地在 7350 米，还有很远。虽然垂直距离不长，但实际线路很长，李斌处于崩溃边缘。大家解开绳索，自己往下跑，就把他扔在那儿。那时他还活着，我看到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把氧气面罩扯断，只剩下胶皮管，雪镜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摘掉了，整个人满面冰霜。但其他人出于本能都跑了，没有人管他，没有组织了。我也没办法救他。

夜里十点钟，大家都被困在 7600 米，岩石非常陡峭，非常大的山体，没有路，只看到东一个西一个的头灯亮着，都在嚎叫，实际上只是无谓地消耗体能。因为从峰顶下撤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到半夜，队友饶剑锋和楼国龙只好就地躺下等死。赵亮和韩听年轻，体力还行，但我感觉他们也已经崩溃，就像疯了一样，冻得跟筛糠一样。大家都分散着，无谓地东奔西突，想要逃命。在露天，没有御寒设施，都快冻死了。当时也没有后援，大本营就剩两个厨师，怎么救援？山下面只有两支队伍，一支瑞士的，还有一支伊朗队，都是很小的队伍。

熬到凌晨两三点钟，我感觉自己快要被冻死了，发抖不停，而且饥寒，缺氧。大家基本上属于失控状态。不走，或者不想办法，就只能原地冻死。我来不及恐惧，只能告诉自已小心点，要谨慎，摸索着往下走。其实我们已经接近 7500 米路绳的位置，距离 7350 米的三号营地，还需要两三个小时才能到达。从 7500 米开始已经有路绳，就安全了。如果没有出现混乱，或者夏尔巴向导很清醒地把大家组织在一起，寻找路绳，还是都可以活着下撤。但当时没有人管，这样的问题太扯淡了。

凌晨五点多，我一个人回到 7350 米的三号营地，天已经亮了。我看到向导还有领队都在帐篷里边，那时他们才背着氧气、睡袋和救援物资，上去找人。结果只找到饶剑锋和楼国龙，还活着，都冻伤了，毕竟在露天躺了一晚上，他们被裹起来拖了下来。后来楼国龙的九个脚趾严重冻伤，全切掉了。韩昕大概滑坠了五十多米，向导上去时发现人已经死了，赵亮连尸体都没看到。

大家休息了一天，撤回二号营地，飞机从二号营地把他们运到加德满都。我自己走回大本营，再从大本营回到加德满都。那是我第一次真正面对死亡。三人遇难，是当时国内民间登山者在海外遭遇的最严重的一场山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