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年 5 月 26 日，我在尼泊尔成功登顶海拔 8516 米的洛子峰。2012 年 5 月 11 日，我们在尼泊尔登顶海拔 8463 米的马卡鲁峰。那次攀登难度极大，我又差点挂了，也是最后命大，咬着牙走回三号营地。马卡鲁峰本身属于顶级难度，我们下撤时迷了路，没吃没喝被困山上几十个小时，又累又乏，特别恐惧，最后我还是挺住了。我能够安全下来，得益于自己的经验和意志力。当时队友刘永忠自行下撤，也迷路了，最后是三号营地的夏尔巴向导上去把他找到。他说自己当时已经放弃，准备等死了。
两个多月后的 7 月 31 日，我在巴基斯坦登顶海拔 8047 米（另有 8051 米的测量数据）的布洛阿特峰。
2013 年 5 月 20 日，我们在尼泊尔登顶海拔 8586 米的世界第三高峰干城章嘉峰，遭遇了第三次山难。干城章嘉峰冰裂缝较多，冰崩频繁出现，冲顶途中多次遭遇险情，整支队伍严重缺氧，极度疲倦。
大本营在 5500 米，是 8000 米以上高峰中大本营海拔最高的。从开始攀登到结束，我们在山上整整待了两个月。从大概 8200 米开始，两个队员和两个向导结组上，没有修路，因为队伍太少了，整个过程各自为政。上到 8400 米，刘永忠的向导不知道是胆怯还是什么原因，不想跟我们结组，他解开了绳索。那是一个オ二十岁的小伙子。我估计他的能力和经验不够，不敢走了。
8400 米那里，很陡峭，我跟他说：“你跟我们在一起更 safety。”他不想继续，就留在那里，但没想到，他最后自己也上到顶峰了。我看到了他。我们登顶比较晚，已经是下午三点半，下撤的时候都半夜了，下撤太慢，而且难度太大。我们一起登顶十二个人，包括高山向导在内，下来的时候死了五个，两个匈牙利的，一个韩国的，还有两个夏尔巴高山向导。下撤的时候，刘永忠的向导还是一个人走。我和我的向导，带着刘永忠，三个人?起下撤。刘永忠到 8400 米的时候就不行了。
我和他之前没有一起攀登过太多山，不太了解他的能力。当时他已经失忆，蒙了，一般人没法体会那种极限的状态。人到一定的极限程度，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那个状态，就像喝了二斤白酒，踉踉跄跄，东奔西突。让他走，他也不知道走，人就傻笑着，目光呆滞，已经灵魂出窍了，感觉他整个人意识一片空白。我急死了，打他的脸，也没有反应。我想这怎么办？
半夜了，周围一片黑暗。那么高海拔的地方，我甚至眼向导说：“我陪他在这儿等着，你下到 7500 米的四号营地拿睡袋和其他东西上来。”就是想把他放在睡袋里，第二天再上来救他。其实那样也是不可能的
我只好对向导说：“你再拦住两个夏尔巴向导。” 当时还有很多国际队伍也在攀登，向导之间都认识，虽然不是同一家探险公司的，但都是尼泊尔人。好在他拦住了个意大利队的向导，叫比巴斯，因为在大本营里接触过两个月，互相都认识。我们三个人和刘永忠结组，把他从 8400 米弄到 7500 米，要是不管他，他百分百就死了，因为下撤时他还是走不了。我们边走，边看到一个登山队员往下掉，就在我身边，大概七八米远，穿着黄色羽绒服，只看到头朝下，抛物线往下掉。当时并不知道他是谁，第二天才知道是韩国队员，死了 .
回到 7500 米的四号营地，已经是凌晨两三点，我们很度劳，什么都不管了，倒头就睡。第二天醒来才知道，两个夏尔巴向导没有下来，一个是刘永忠的向导，另一个是前去救他的比巴斯。我们拆帐篷，准备下撤，发现距离我们的帐篷大概五十多米远的地方，是那两个向导的尸体，已经滑坠遇难了，相距大概二三十米。刘永忠那个向导，是我的向导的亲戚，他们的公司都是家族制，我的向导哭了一会儿，就把帐篷撤了。
那年 10 月，我去登顶了海拔 5895 米的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基博峰。由于我在 2005 年、2008 年穿插着到达南北极点，所以我和王石当年谈的目标就变成了“14+7+2”（登全球十四座 8000 米以上山峰、七大洲最高峰，并以探险方式徒步滑雪抵达南北极点）。在登山探险界，“14+7+ 2”是公认至高无上的荣耀，是人类登山探险的终极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