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列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中的重达875千克的司母戊鼎，是现知最大最重的商代青铜器。鼎体方形，附有两个直立的巨耳，下面是四只粗壮的鼎足，全高232厘米。鼎体腹边周绕兽面纹，中间是素平的白地，显得浑厚庄重。直立的耳廓上的纹饰，是两只猛虎中间夹着一个瞪目张口的人头，具有浓郁的神秘色彩。在腹壁内的铭文三字，为“司母戊”，据考证，这个巨大的青铜铸器是商王文丁为祭祀母戊而制作的，“母戊”是他母亲的庙号。

▲司母戊鼎

鼎本来是用来煮肉等用的食具，但是随着阶级的出现，王公贵族使用的鼎制作得越为精美，形体的大小也随着拥有者的身份而不同，逐渐具有显示权威和身份的象征作用。

这件巨大的方鼎是在河南省安阳市洹河岸边的武官村出土的。那里附近的小屯村一带，正是商朝晚期的都城殷的所在地，习惯称为“殷墟”。至于当时的王陵区，分布在洹河北岸的侯家庄与武官村北地，这正是当年司母戊大鼎被发现于武官村的原因。

祭祀遗迹也有些重要的发现，规模最为宏大的是远在西南的四川广汉三星堆大型祭祀坑。那里有一座古蜀人的城址，在遗址南面先后发现了两座大型祭祀城市，在坑中埋葬了大量的象牙，更有数量众多的青铜器、金器、玉器，以及石器、陶器等多达1700余件。

▲三星堆一号坑

出土的青铜器有的器形与中原地区相同，但大量青铜器具有地区特色，例如高大的太阳神树，纵目的铜人面像等，特别是其中有高达260.8厘米的青铜立姿人像，很可能是当年主持祭祀的巫师的写照。这一考古发现，打破了人们过去认为中国青铜时代缺乏人像雕塑品的旧看法。

▲ 三星堆纵目青铜人像

江苏徐州铜山丘湾的祭祀遗迹，揭示的是另一幅图景。在大约75平方米的范围内，中心是四块大石，围绕着它们埋着20具人骨、2个人头骨和12具狗骨。这些人都是俯身屈膝的姿态，两只手被反绑在背后，既有男子也有女性，既有青年也有壮年，看来他们都是杀人祭社的牺牲品。当时居住这里的东夷人保持着这种现在看来是颇为野蛮残忍的习俗，他们把活人杀死来进行社祀，中心的大石是被祭祀的社主。

▲ 江苏铜山丘湾商代立石祭祀遗迹

各地的墓葬发现众多，有的墓葬中保留着以奴隶殉葬的习俗，例如山东省青州市（原益都县）苏阜屯的大型奴隶殉葬墓的发掘，正揭示出当时社会这样残忍的图景。其中第一号墓是一座有四个墓道的大型木椁墓，里面共有48个被杀死殉葬的奴隶，大部分被放在南墓道靠近墓室的地方，分为三层，下层是排列比较整齐的全躯奴隶，中层则是被砍下的人头。

第二号墓在墓室四角各放一个人头，并随葬一柄戈和一个盾牌。这样规模的大墓和殉葬这样多的奴隶，表明所葬死者是当地的统治者诸侯、方伯一类人物，其地理位置和古代文献中的薄姑相近，或许这些大墓就是殷末薄姑氏君主的陵墓。这两座墓残留了一些铜器、陶器和玉石器。值得注意的是保留下来两件罕见的大铜钺。钺向饰有巨大的镂空人面形，圆目巨口，狰狞可怕。在那大的一件的两耳下，各铸有“亚醜”铭文。看来这两件带有吓人纹饰的大铜钺，正是墓主人权威的象征。

▲苏阜屯出土的青铜大钺两兄弟

另一些也相当于方国统治者的墓葬中，没有以人殉葬的现象，主要是以数量众多的青铜器和精致的玉器，显示其身份的显赫，例如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在那座大墓里，出土的青铜器多达486件，玉器75件，还有数量近千颗的小玉珠和玉管，以及356件陶器和原始瓷器。青铜器喜用猛虎的形象作为纹饰和附件，还有一只形态威猛的青铜伏虎。在青铜器中，也有一件长36.5厘米的大铜钺。

▲ 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青铜伏虎

类似这种象征着权威的青铜大钺，不仅在山东、江西的商墓中有出土，在其他地区商代的大型王公贵族的陵墓中同样经常可以寻到，例如在盘龙城附近的李家嘴二号墓中，也放有长达41厘米的铜钺，在钺体中央有一个大圆孔，两侧和上端饰有夔纹。墓内还放有许多青铜的容器、兵器和工具，各种玉饰和3个殉葬的奴隶，可能是当地最高的奴隶主贵族的坟墓。

▲ 盘龙城李家嘴铜钺

在殷商王朝统治的中心地区发现的青铜大钺，首推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一对。钺体两面靠肩处有双虎相拥人头图案，人头居中，圆脸尖颔，鼻大口小，两侧各有一只猛虎，巨目张口，拥向人头，同司母戊大鼎耳上图像近似，同样散发着神秘的色彩。另一件青铜钺，钺体装饰图案是一头双身的龙纹。两件钺上都铸有“妇好”铭文。由于她生前曾是统领大军出征的统帅，这一双大钺正是权威的象征。

▲ 安阳殷墟妇好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