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章 我们是否得到了人民的真心拥护（4）

一九四四年，国民党中枢的焦灼日见严重。这不仅是因为国民党军在前方连续不断的作战失利，共产党抗日武装于敌后战场的连连得手以及共产党人国际声誉的骤然提升，更多不安来自重庆政府控制区内发生的种种社会危机。这些危机令战争中的苦难中国更加动荡不安。

抗战初期从内地迁往大后方的工业曾蓬勃发展，但此时大后方私营的民族工业占百分之九十以上，资本却只占全部资本的百分之六十，不足百分之十的官僚买办资本竟然占了百分之四十。在官办企业统治市场的情况下，资源和运输等行业受到严重垄断，民族企业经营分散，设备落后，势力单薄，难以为继。私营民族企业倒闭的主因是赋税太重。一九四三年，重庆的八百七十?家工厂中，停工和减产的达二百七十家；广西的多数矿山也倒闭了，原因是政府强行采购的价格只有成本的三分之一。

国民政府实行战时经济体制，本是为了首先确保战争的需求，但这体制很快便成为官僚资本中饱私囊的机遇。社会财富迅速向权力家族聚集，由蒋介石的姐夫、财政部部长孔祥熙控制的银行，战争期间存款增加了六倍，其中外币和黄金占百分之四十。而且，官僚资本控制的银行，贷款的百分之九十用于商业而不是工业，因为商业投机的利率极高且能迅速获利，这又使得愿意投资地方工业的民间私人银行被一一挤出市场。当时中国的报纸上直截了当地说，把经济危机归罪于私营商人是不公平的，官员们才是最大的罪犯。

大后方的农业生产也迅速萎缩，粮食产量锐减。土地高度集中和地主的残酷盘剥，使得大批农民丧失了基本的生存条件，加上战争和灾荒，一九四四年鄂北的灾民数量达到二百万，陕西和河南三百万，而在陪都所在的四川，灾民和难民人数竟然高达三千万之巨。遍地流民的悲惨景象被各国记者传播出去，令世界为之震惊。

经济危机带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支撑财政的美元汇率首先崩溃了。抗战开始时，法币和美元的汇率是三比一，一九四一年为二十比一，一九四四年变成了二百比一。但是，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坚决否认中国存在通货膨胀，他说中国人出大价钱买东西与通货膨胀无关，那是他们自愿的。重庆的报纸上还刊登了财政部部长孔祥熙的一件小事：一家为战争服务的兵工厂因为物价上涨买不起钢材和铜料，心急如焚地找到了他，孔祥熙的建议是改为生产香烟吧，因为香烟的市场需求很旺盛。

有资料统计，截止到一九四四年，国民党官僚权贵在美国的私人存款已高达三亿美元，加上在瑞土和巴西等地的存款，合计高达五亿美元。按照当时的货币价值，这笔款项足可以装备三百个机械化陆军师。与日军作战的中国军队，其弱点不仅是武器装备低劣，还有普通士兵生活困苦。国民党军队将领和军官的贪污，已是几乎泛滥到每一支部队的痼疾。兵役敲诈，克扣军饷，走私贩私，官长腰缠万贯和士兵挨饿受冻，仿佛天经地义一般。----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与日军作战的同时，国民党军土兵会在战场上抢掠百姓。

参与到中国对日作战中的美军深受其害。美军第十四航空队要扩建一个机场，中国军方的承包商以二千二百万法币的价格承包了该项工程。美国人以为，招投标之后就可以开工了。结果，这位承包商把工程转包给另外一个人，那个人又转包给第三个人，最终这份扩建机场的工程被转手了六个人，转到最后一个人手里时只剩下六百万法币的建设款了。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得知此事后，把六个承包商都关进了监狱，同时宣布这是一项爱国工程，无论是谁都要无偿参加劳动，并命令当地军官和官吏们带头。军官和官吏们很快就花钱雇到了替身，最后干活的都是被保甲长驱赶来的贫苦农民。----愤怒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拖了美国的后腿。

重庆国民政府对社会言论的控制极其严密，理由是“避免人民紧张不安”。为此，“他没有坦率及时地报道河南大败，反而虚构了一些我方反攻敌人伤亡惨重的消息，来冲淡溃败的消息。他把日本人这次攻势贬低为防御性的进攻，并保证要进行全国性反攻。他把河南的溃败归罪于共产党人，因为他们没有在敌人后方打击日本人；也归罪于美国人，因为他们没有提供更多的空中支授。他并未警告中国南方民众，使他们认清自己现在所面临的危险；也没告诉他们应该如何疏散和抵抗。他甚至连日本人业已占领北方全部的铁路线这样一个极其重大的事实，也不肯承认”。

然而，一九四四年春，国民政府已经无法控制对其的公开抨击了。国内舆论的不满，主要针对执政集团集体性的腐败。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得黑市泛滥，各级官吏勾结，奸商囤积居奇，倒买倒卖，大发国难财，无论是中国的平民还是知识分子，生活都陷入空前困顿之中。一九四四年，民众生活的极端困顿被报纸发表的一篇报道强化了：孔祥熙大女儿的婚礼将在美国举行，婚礼所用的刺绣品全在重庆的“妇女工作部”里完成，一切严格保密，但向美国运孔小姐嫁妆的飞机失事摔了下来，此事被暴露。报纸上刊登出一名为《在美国举行婚礼的花费》的文章。

“大多数人民生活极端贫困。他们根本不值得为保卫这种生活而战，”来到中国的外国记者这样写道，“人们谈到这个国家已经达到了他们所能忍受的最后的极限状态，如果政府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将不能幸存下去。”社会各阶层的抨击，对国民政府似乎没起什么作用，这使得民众对国民政府的信任降到了最低点。中外记者们都想到共产党那里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