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把我等的血肉英名涂写在岩石上(1)

一九四三年一开年,便发生了一件怪事:汪精卫宣布他的“国民政府”向以美英为首的同盟国宣战。自此,重庆和南京,一真一伪的两个国民政府,分别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和轴心国对立阵营的行列。

日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遗到惨败后,日军大本营和政府内阁连续召开三次联席会议,紧急磋商对策。日本人的估计是:美英将密切合作,加强对日攻势作战,这种攻势作战将在一九四三年下半年达到高潮。鉴于同盟国在战场态势上逐渐好转,蒋介石的重庆政府将更“确信美、英会获得最后胜利”,因此决不会“放弃继续抗战的意志”。同时,由于得到同盟国的援助,中国的抗战力量会进一步加强,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将更加困难。

如何从“永无尽期”的中国战场上解脱出来,这是一个仍未解决却愈发迫切的老间题。东京大本营想到了“民心”二字----争取中国民心的支持以达到中日两国“通力合作”的目的----对于这一想法,侵华日军的将领们持完全否定态度,认为这是“对占领区实情和国民政府实体全然没有认识的空谈泛论”。于是,东京的联席会议把“中国的民心”圈定出一个范围,那就是“当今的国民政府”,即汪精卫伪政府的“民心”----“现在重庆方面已死心塌地地依存于美英,决心进行彻底的抗日,我们过去所推行的各种政策都已落空。剩下的唯一办法,就是强化当今的国民政府了。”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八日,日军大本营和政府内阁联席会议决定:进一步扶持汪精卫政权。具体措施是:加强汪精卫政权的财政权,让其自行筹措更多的战争物资;调整汪精卫与地方政权的关系,消除他们之间的摩擦,对省府以下人事安排不再更多地干涉;将日方“管理”的各地租界以及北京使馆区交还汪精卫,撤销治外法权并对中国的“敌产”尽量做“友好处置”。日本人的意图是:中国不是天天要求日本归还租界和废除治外法权吗?蒋介石的重庆政权做不到,汪精卫的南京政权做到了,这样一来汪精卫不就赢得了民心吗?汪精卫政权不就更像一个“政府”了吗?

汪精卫对日本人终于重视他十分感动。一九四二年十ニ月二十日,汪精卫和周佛海、梅思平等幕僚以参加“大东亚战争一周年纪念会”的名义抵达东京。汪精卫与东条英机进行会谈并觐见了日本天皇。在随后的记者会上,汪精卫表示:“日华合作,目标一致,为完成战争而携手并进。”汪精卫的伪宣传部长林柏生说得更为直接:“为完成大东亚战争,国民政府决心本着同甘共苦之精神与友邦协力前进,誓以同生共死。”

早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际,汪精卫就希望日本人允许他的“国民政府”对美英宣战,可日本人为了不激化中国战场上的冲突从而影响日本的南进战略,没有答应汪精卫的要求。现在,与重庆国民政府的敌对还是没有化解的可能,更重要的是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局面不断恶化,因此可以让汪精卫公开“宣战”以壮声势了,至于效果如何且顾不及。

而汪精卫何以提出这样的要求?周佛海的解释是:绝对不能以为不宣战,就可以获得重庆方面的原谅而为将来留有余地。不成功便成仁,如果日本战败,我们没有任何颜面乞求苟全。汪精卫也认为,宣战可以标榜他的“政府”的“独立性”和“合法性”,让他的“政府”步入世界舞台,争得一定的国际地位。汪精卫抵达东京的第二天,在日本天皇召集的御前会议上,日本通过了《为完成大东亚战争对华处理根本方案》。

如果把这一“根本方案”与一九四○年十?月十三日御前会议决定的《中国事变处理纲要》相比,可以看出日本对华政策有了巨大转变,而这种转变便是日本走向颓势的明证。一九四三年,日本政府和汪精卫的伪政府都要孤注一掷了。

就在这时候,从令日本人万分头疼的中国战场上传来了一个“坏消息”:第十一军司令官冢田攻大将,在前往南京开会的途中,座机飞经中国安徽西部太湖县上空时,被驻守在大别山南部的中国军队击落,冢田攻以及第十一军高级参谋藤原武大佐等十?人身亡。击落冢田攻座机的,是中国军队第四十八军第一三八师的高射炮营。这是继被地雷炸死的第十五师团师团长酒井直次后,又一名日军高级将领丧命中国战场。

日军第十?军立即派出部队,紧急进入大别山进行搜索,找到十具尸骸后,对大别山区进行了报复性“扫荡”。日本人认为,这件事意味着开年不利。一九四三年的春节将近了。

第十一军新任司令官是横山勇中将,继任高级参谋是岛贯武治,他们两人对部队现状顺有同感,认为士气已经低到岌岌可危的地步。横山勇决定无论如何要打上一仗,不然在中国南方阴冷的冬云下龟缩在军营里无所事事,那些?着回家的士兵定会精神崩溃。既然是为了振作士气,仗就必须要打胜。于是须找一个有宿怨的对手,痛痛快快地出口恶气。日军第十?军选中了中国军队第一二八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