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把我等的血肉英名涂写在岩石上（1）

日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遗到惨败后，日军大本营和政府内阁连续召开三次联席会议，紧急磋商对策。日本人的估计是：美英将密切合作，加强对日攻势作战，这种攻势作战将在一九四三年下半年达到高潮。鉴于同盟国在战场态势上逐渐好转，蒋介石的重庆政府将更“确信美、英会获得最后胜利”，因此决不会“放弃继续抗战的意志”。同时，由于得到同盟国的援助，中国的抗战力量会进一步加强，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将更加困难。

如何从“永无尽期”的中国战场上解脱出来，这是一个仍未解决却愈发迫切的老间题。东京大本营想到了“民心”二字----争取中国民心的支持以达到中日两国“通力合作”的目的----对于这一想法，侵华日军的将领们持完全否定态度，认为这是“对占领区实情和国民政府实体全然没有认识的空谈泛论”。于是，东京的联席会议把“中国的民心”圈定出一个范围，那就是“当今的国民政府”，即汪精卫伪政府的“民心”----“现在重庆方面已死心塌地地依存于美英，决心进行彻底的抗日，我们过去所推行的各种政策都已落空。剩下的唯一办法，就是强化当今的国民政府了。”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八日，日军大本营和政府内阁联席会议决定：进一步扶持汪精卫政权。具体措施是：加强汪精卫政权的财政权，让其自行筹措更多的战争物资；调整汪精卫与地方政权的关系，消除他们之间的摩擦，对省府以下人事安排不再更多地干涉；将日方“管理”的各地租界以及北京使馆区交还汪精卫，撤销治外法权并对中国的“敌产”尽量做“友好处置”。日本人的意图是：中国不是天天要求日本归还租界和废除治外法权吗？蒋介石的重庆政权做不到，汪精卫的南京政权做到了，这样一来汪精卫不就赢得了民心吗？汪精卫政权不就更像一个“政府”了吗？

汪精卫对日本人终于重视他十分感动。一九四二年十ニ月二十日，汪精卫和周佛海、梅思平等幕僚以参加“大东亚战争一周年纪念会”的名义抵达东京。汪精卫与东条英机进行会谈并觐见了日本天皇。在随后的记者会上，汪精卫表示：“日华合作，目标一致，为完成战争而携手并进。”汪精卫的伪宣传部长林柏生说得更为直接：“为完成大东亚战争，国民政府决心本着同甘共苦之精神与友邦协力前进，誓以同生共死。”

早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际，汪精卫就希望日本人允许他的“国民政府”对美英宣战，可日本人为了不激化中国战场上的冲突从而影响日本的南进战略，没有答应汪精卫的要求。现在，与重庆国民政府的敌对还是没有化解的可能，更重要的是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局面不断恶化，因此可以让汪精卫公开“宣战”以壮声势了，至于效果如何且顾不及。

而汪精卫何以提出这样的要求？周佛海的解释是：绝对不能以为不宣战，就可以获得重庆方面的原谅而为将来留有余地。不成功便成仁，如果日本战败，我们没有任何颜面乞求苟全。汪精卫也认为，宣战可以标榜他的“政府”的“独立性”和“合法性”，让他的“政府”步入世界舞台，争得一定的国际地位。汪精卫抵达东京的第二天，在日本天皇召集的御前会议上，日本通过了《为完成大东亚战争对华处理根本方案》。

如果把这一“根本方案”与一九四○年十?月十三日御前会议决定的《中国事变处理纲要》相比，可以看出日本对华政策有了巨大转变，而这种转变便是日本走向颓势的明证。一九四三年，日本政府和汪精卫的伪政府都要孤注一掷了。

就在这时候，从令日本人万分头疼的中国战场上传来了一个“坏消息”：第十一军司令官冢田攻大将，在前往南京开会的途中，座机飞经中国安徽西部太湖县上空时，被驻守在大别山南部的中国军队击落，冢田攻以及第十一军高级参谋藤原武大佐等十?人身亡。击落冢田攻座机的，是中国军队第四十八军第一三八师的高射炮营。这是继被地雷炸死的第十五师团师团长酒井直次后，又一名日军高级将领丧命中国战场。

日军第十?军立即派出部队，紧急进入大别山进行搜索，找到十具尸骸后，对大别山区进行了报复性“扫荡”。日本人认为，这件事意味着开年不利。一九四三年的春节将近了。

第十一军新任司令官是横山勇中将，继任高级参谋是岛贯武治，他们两人对部队现状顺有同感，认为士气已经低到岌岌可危的地步。横山勇决定无论如何要打上一仗，不然在中国南方阴冷的冬云下龟缩在军营里无所事事，那些?着回家的士兵定会精神崩溃。既然是为了振作士气，仗就必须要打胜。于是须找一个有宿怨的对手，痛痛快快地出口恶气。日军第十?军选中了中国军队第一二八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