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0年前在豫陕晋黄河畔就有了“早期中国”：
文化中国的起源阶段，也可称为“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或“早期中国文化圈”，简称“早期中国”，内涵就是“秦汉以前中国大部地区文化彼此交融联系而形成的相对的文化共同体”。
早在200万年以来的旧石器时代，在现代中国这个区域的人类文化，就有不少有别于西方的共性特点，一万多年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文化共性进一步增多。到距今8000年左右，由于中原地区裴李岗文化和四周的交流，已经使黄河长江流域文化联结成一个松散的大文化圈，也就有了早期中国的萌芽。
距今6000年前后的庙底沟时代，地处中原核心区的仰韶文化东庄---庙底沟类型向外迅猛影响，庙底沟类型典型的圆点、勾叶、三角纹彩陶，或者花瓣纹彩陶，短时间内就分布到了大半个中国！北达辽西，西至甘青，南逾洞庭，东面大海。
庙底沟时代（距今6200—5500年）：
庙底沟式彩陶抽象灵动、意蕴深广、内涵特殊，其向周边的迅速散布，当非一般意义上人群交往、贸易往来那么简单，而极可能源于中原文化的强势扩张，以及周边文化对中原文化一定程度的认同。
如此一来，就形成了以中原为核心、以黄河长江流域为主体的三层次结构文化共同体，无论在地理还是文化意义上，都可视为是龙山、夏商乃至于秦汉以后的中国的雏形。将庙底沟时代形成的三层次文化圈，称为最早的“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最初的“早期中国”自无不可。
更重要的是，这个6000年前形成的早期中国，已经表现出诸多不同于西方文明的文化特质。比如整齐有序的族墓地所表现的祖先崇拜、慎终追远的历史哲学观念 ，礼器所体现的朴实执中、内敛有序的政治伦理观念，玉器蕴含的质朴自然的审美艺术观念，琮璧代表的沟通天地的连续性的宗教思想观念等。这些文化特质，对文化中国后世的发展，影响极其深远。先秦儒家、道家等中、和、仁、义、孝、礼，以及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重要思想，都可在早期中国找到文化渊源，并几乎像遗传基因一样绵延至今。
而这些特质的形成，当与中国分布广大的小农自然经济的长期延续有莫大关系。以黄河和长江流域为主体的早期中国，稻作和旱作两大农业体系互相补充，成为古代世界最大最稳定的农业文化共同体，长期以来供养着世界上最广大的人口。早期中国人民对在固定土地上长期的农业经营有着无与伦比的执著，心然趋向于形成超稳定、超大规模的社会。
灵动典雅的庙底沟式彩陶：距今6000年左右的庙底沟式彩陶，主要是在鲜艳的红陶器上，简练娴熟地绘制出圆点、勾叶、三角纹黑彩---红黑对比强烈，奠定了古老中国色彩审美的基调；流行弧线，灵动变幻，意象万千，但又不失典雅，浑不似半坡类型彩陶那样平直拘谨。
庙底沟彩陶还常见鸟纹。那些充满朝气的陶工，寥寥几笔，一只只神采飞扬的鸟跃然陶上。有的侧身振翅，有的背负金乌，还有的俨然就是“中足乌”！鸟的形象当然不仅在彩陶上，有一件发现于陕西华县（今渭南市华州区）泉护村的陶鹰鼎，威严神骏，双目炯炯，似乎承载着庙底沟的神圣使命。
“地中天下观”肇始于汾河谷地的陶寺：
最初的“中国”概念由“中”与“国”两个要素概念组成。“中”应当是以天下观为视角的地中观念。“国”则是拥有国都的国家社会形态。“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西周的何尊铭文“宅兹中国”，显然指的是成周洛邑，此后河南伊洛嵩山一带被广泛认同为中国的地中或称天地之中。然而《隋书 天文志》却说洛阳成周是天下之中，夏至影长一尺五寸。这个一尺五寸晷影数据，最初出自《周髀算经》，很显然是中国古代的另一个“地中”的判定标准，地理位置符合今晋南地区。
山西襄汾陶寺城址中期王墓IIM22出土圭尺有一道刻度，长度为40厘米，按笔者研究结果，1陶寺尺=25厘米，恰可折合为1.6尺。这充分证明了陶寺城址已经存在“地中”概念。陶寺统治者，利用玉琮游标做手脚，混淆地中标准影长与陶寺本地实际夏至影长42.25厘米（1.69尺）的细微差别，对外宣示陶寺就是“地中”。而陶寺圭尺及中型贵族墓葬M2200出土的立表，表明陶寺邦国可以利用圭表测量与步测的方法进行天文大地测量。
陶寺古观象台是2003年我国考古人员在山西尧都陶寺遗址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它由13根夯土柱组成，呈半圆形，半径10.5米，弧长19.5米。考古人员推断，古人是从观测点通过土柱狭缝观测塔尔山日出方位，来确定季节、节气和安排农耕的。考古队在原址复制模型进行模拟实测，从第二个狭缝看到日出为冬至日，第12个狭缝看到日出为夏至日，第7个狭缝看到日出为春、秋分。
何驽研究员是“陶寺为最早中国”假说的持有者，他的核心观点来自陶寺遗址中出土的圭尺和其上的玉琮游标。通过天文学和测绘学的论证，何驽认为圭尺是陶寺统治者组织过天文大地测量的证据，甚至“中”字的产生也与圭尺不无联系。“天下之中”的观念产生于陶寺，陶寺城址又具备了君主制邦国都城的全部要素，因此，何驽认为“中国”结胎于陶寺时代。
陶寺城址作为陶寺邦国的都城，具备了君主制邦国都城的全部要素。这个都城由13万平方米的宫城和最保守估算280万平方米的外郭城，开创了中国古代都城双城制模式。宫城内都宫殿建筑群，单体台基最大者8000平方米，其上有至少前后两座殿堂建筑。
从整个临汾盆地来看，陶寺都城至少有南、北两个大的遗址集群拱卫，北部集群由面积110万平方米的县底遗址统领；南部集群由面积110万平方米的南柴遗址统领，这两个超大型遗址很可能是陶寺邦国都城派出的下属地方中心遗址。而位于曲沃的周庄遗址，则是连接运城盆地北部到陶寺都城交通孔道上的驿站遗址，由陶寺邦国政府供养，是陶寺邦国存在中央与地方行政关系的考古物化表征。显然，以天下观为背景的地中概念，同以陶寺为都城的国家社会形态，在陶寺文化中合为一体，构成了“地中之都、中土之国”最早“中国”概念的考古物证。
2015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了山西陶寺遗址发掘成果发布会，结合考古证据及文献记载、民族志资料等线索，从陶寺遗址的年代、地理、规模以及其文明程度等综合推断陶寺遗址很可能是尧的都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