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河岸边的二里头是中国第一个“广域国家”：
地处中原晋南地区的陶寺文化，和嵩山周围城邑林立的王湾三期文化，可以看作是邦国时代的绝响。距今3800年前后的河南新密亲砦大邑，给长达数百年的逐鹿中原的争斗史画上句号，同时也开启了中原地区社会整合的序幕。随后，庞大而复杂的二里头都邑出现于洛阳盆地。
二里头都邑及二里头文化（指其兴盛期的遗存，约距今3700-3500年），位居西北旱作农业及牧业区和东南稻作农业区两大地理和文化板块之间，素有沟通四方的“中原”之利。拥有超大规模的都邑，内含井字形的城市主干道岗、中轴线对称布局的大型宫室建筑群、方正规矩的宫城，使用青铜礼容器和礼兵器。同时，铜、锡、盐、绿松石和海贝等四方资源汇聚于此。各类遗存所显现的兼收并蓄的文化面貌，则使人相信它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大规模移民城市。
从分布范围和文化影响看，与新石器时代文化相比，二里头文化开始突破流域和盆地等自然地理单元和既有文化屏障的限制，控制范围或达整个黄河中游和淮河上游地区，更向外做大范围的文化辐射。二里头风格的陶礼器向北见于内蒙古赤峰一带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西达黄河上游的甘青一带。玉石礼器牙璋向南远播长江上游、岭南乃至越南北部，充分显现了其“软实力”的巨大张力。
在二里头之前，广袤的东亚大陆邦国林立，互不统属，并无作为核心文化的中央之邦、“国上之国”可言。而只有作为广域王权国家的二里头文明，才堪当“最早的中国”之称。后一个可以与其相提并论的政治实体，则是秦王朝了。
中国原始刻划符号自黄河中游地区向四方传播
从19世纪末开始，大批较篆文、箍文时代更早的甲骨文字陆续在河南安阳出土。经学界前辈的努力，我们已经了解到安阳出土的甲骨刻辞和铜器铭文，都属于商代后期的作品。董作宾先生把商代铜器铭文的“图画文字”视为商代的“古文”，并推断商代“古文”产生的年代“大约距今四千八百多年”。
中国原始刻划符号的发现，以1925年安特生《甘肃考古记》所录甘肃西宁仰韶文化长方骨板上的刻划符号为最早，而经科学发掘最早获取的原始刻划符号来自1930-1931年在山东历城城子崖的考古工作。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新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在西起甘青高原，东到莎之滨的长江、黄河流域的许多地点上，原始时代的刻划符号陆续被发掘出来。就目前已知的地点，向北已经越过了燕山，往南已经到达了岭南。
远古先民创制的原始刻划符号，具有悠远的发展历程。在上起距今8000年前，下至距今4000年前后的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最早使用原始刻划符号的，是创造了磁山、裴李岗文化的远古先民。磁山、裴李岗文化距今大约8000年到6500年前后，分布于冀南到豫中地区。由陇东至关中渭水流域发现的有原始刻划符号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如甘肃泰安大地第一期文化与陕西临潼白家村遗址，其年代都与磁山、裴李岗文化相同或稍晚。
进入距今约6500年-5000年前后的仰韶时代，以豫东、关中黄土地带为中心，曾多次发现陶器刻划符号。与中原仰韶文化同期或稍晚，中原以外区域性远古文化遗址上，刻划在陶器上的原始符号也屡有发现，其分布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中原地区，扩展到黄河下游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约在距今4500年-4000年间的龙山时代，虽然目前所知的龙山时代刻划符号远不如仰韶时代那样丰富，但其分布的地区却更为广阔了。
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表明，至迟在二里头文化之前的龙山时代，初期文字已在黄河和长江流域较大的范围内出现。在二里头都邑，被认为可能与文字有关的刻划符号，仅见于陶器和骨器上，已发现上百例。针对二里头文化陶器口沿上的刻符，有学者推测其中有些应起着标记的作用，但有些很可能就是早期文字，分别表现数字、植物、建筑、器具以及自然现象等。有的学者指出这些刻符与后来的甲骨文有十分密切的渊源关系。
小米、大米和麦子，最早混种于黄河流域
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三个重要的里程碑。世界上有三大农业起源中心，美洲、西亚和东亚。距今一万年前后，人们在美洲开始驯化玉米、南瓜以及红薯、土豆、木薯等各种各样的块根块茎类植物；在西亚，大麦、小麦和各种食用豆类被星罗棋布地种植在广袤的新月沃地；在东亚，黄河流域正在孕育以粟（谷子、小米）、黍（糜子、黄米）为主的旱作农业，南方，则沿着长江中游一路向东，稻作农业开始萌芽。
迄今为止，华北分布着中国北方最为密集的距今两万到一万年的重要考古遗址。研究人员从距今一万年前后的河北徐水南庄头、北京东胡林和转年遗址，或浮选出兼具粟和青狗尾草特征的炭化种子，或提取到两者混合的淀粉粒遗存，这些植物遗存证据告诉我们，在距今一万年前后人类正在对青狗尾草进行驯化。由此前溯一万年，在陕西宜宾龙王辿遗址和山西吉县杮子滩遗址，淀粉粒证据显示人类已经选择类似狗尾草一类的植物进行采集和加工；再后推千年，在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贮存黍的窖穴一个连着一个，说明那时候，粟作农业基本形成；再晚一些，内蒙古赤峰的兴隆沟遗址浮选出完全驯化的粟、黍炭化种子。
与此同时，在长江中下游地区，野生的水稻受到人类青睐。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有人类在距今一万两千年前利用水稻的植硅体证据，到了距今8500-8000年，从长江中游腹地的澧阳平原到汉水中下游，早期遗址获得的炭化水稻小穗轴、种子和植硅体证据，显示水稻在长江中游地区已完成驯化；而丰长江下游，直到距今6000年前后的马家浜文化晚期，水稻的各种大小遗存才达到驯化水平。
成熟的粟作农业和稻作农业向四周扩散。在中国境内，粟作向南，稻作向北，在距今8000年前后便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形成粟—稻混作区。粟—稻混作农业形成后继续向南扩散，在距今6000多年前，炭化谷子出现在浙江和湖南的考古遗址，距今4000年前粟稻组合出现在福建和台湾的考古遗址，距今3000多年前出现在吕宋岛的一些遗址。粟作农业向西，距今4000多年前在中亚东部与西亚来的小麦相遇。
小麦在大约距今4500-4000年传入中国，在甘肃和山东，都有距今4000年的炭化小麦种子出土。小麦进入中国后并没有马上被大家垂青，因为小米黄米也好，大米也好，几千年的饮食传统都是去壳后直接蒸煮，称为粒食；麦粒直接煮熟食用的口感可以想象好不到哪里，所以，直到秦汉时期石磨的出现，人们才终于体会到面食的美味，于是，在随后短短的几百年间，外来的小麦替代了小米和黄米，从此成为中国北方的主要粮食作物。
小米和黄米，在中国北方作为主要农作物长达八千年，而水稻，在南方则种植了近万年。南稻北旱的农业格局，共同孕育出仰韶、良渚、龙山等灿烂的史前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