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组“护党”，反蒋“救国”

1928年冬，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在上海正式成立，组织形态与一般政党无异，等于是在国民党之外另立一党，因此时人称之为“改组派”。改组派宣布“集合革命同志，重新决定纲领，准备改组中国国民党”。改组派主要领导陈公博、顾孟余、王法勤、甘乃光等人均为“汪派”，陈公博事后承认，该会拥汪为“精神领袖”，事实上就是汪的小圈子，核心人物都是汪的亲信，外围则是支持汪的“左派”。置身海外的汪精卫，不单出谋划策，而且发号施令，但又死不承认自己是成员，道理很简单---我是整个国民党的领袖，怎能沦为某一派系的领导。

1929年3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三大”，据说80%左右的大会代表，都由其亲信指派或圈定，所谓选举的只有73人。改组派利用基层党部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拒绝承认“三届”中央合法性，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护党运动”。然而在严酷的战争、军事化和国家社会重组的大环境下，文人试图提高党权制衡武人的理论和思想，终究不能转化为政治斗争的实力。“三大”之后，蒋介石彻底撕破脸，永远开除陈公博、甘乃光党籍，开除顾孟余党籍三年，对汪精卫则予以警告处分。

改组派受到南京严厉压制，增设军事委员会策动地方实力派武力讨蒋，凡是愿意和“汪派”合作的军人，都是“忠实武装同志”，而非“军阀”。于是，从暑意渐浓的初夏到大雪纷飞的寒冬，冯玉祥、李宗仁、张发奎、唐生智、石友三纷纷打出“护党救国国”旗号，战火蔓延大江南北，反蒋浪潮此起彼伏。10月上旬，汪精卫从法国回到香港，以二届四中全会监察委员名义亲自指导，甚至兴致勃勃直接致电西北军将领宋哲元：“望飞速进攻，莫令蒋得以各个击破。”

怎奈事与愿违，“护党”军队各有各的盘算，步调势难一致，结局不是败北就是溃散，南京每次有惊无险，蒋介石总能迎刃而解。陈公博为此愤愤不平：“蒋先生有什么神机妙算吗？非也！主要在于军人间的矛盾太多，中国到底是一个停滞于封建思想的国家，这般军人先天带有这些传统思想，并非一时所能以理论克服。”

山西军阀阎锡山一贯信守“存在即真理，需要即合法”的政治理念，在蒋桂、蒋冯、蒋唐一系列混战中始终独善其身，沟通冯玉祥，拉拢李宗仁，稳住张学良，纵横捭阖、游刃有余。阎锡山指定赵丕廉、孔繁蔚二人负责联络改组派，并与西山派暗通款曲。改组派望眼欲穿，只盼山西振臂一呼。迫于唇亡齿寒，阎、冯重修旧好，决定“这次反蒋，不只是军事上斗争，还必须在党政方面摆出堂堂正正的阵容，在声势和号召力方面压倒蒋介石”。戈定远作为冯玉祥代表，赴港邀请汪精卫到北平主持反蒋大计。

扩大会议，同床异梦

1930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元旦公告：“从今年起，当可渐现和平曙光，举训政之旗，上建设之轨”。阎锡山出于维护自身利益，提出“党人治党，国人治国”，声称武力统一不宜用于民主党治之下，约蒋“共息仔肩”，一同下野。蒋答以革命救国为义务，“若割据称后，实为内乱”，中央“惟有讨贼戡乱之一途”。围绕“治党治国的原则”“统一之方式”“三全大会之评价”，双方积极抢占舆论制高点。

汪精卫盛赞阎锡山“坚持正义，不避劳怨”，中下层骨干却多数反对，认为阎、冯、蒋同是军阀，汪不应作此军事投机。但汪仍决心一试，委托陈公博、王法勤绕道日本长崎先往天津探听虚实。据陈公博回忆，到达华北之后，见到了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北平警备司令李反膺等晋方高层，隐约得知阎锡山顾虑重重，难下最后决心。3月中旬，西北军将领鹿钟麟领衔发出讨蒋通电，推举阎锡山为“中华民国海陆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等为副总司令。汪精卫摇旗呐喊，“誓除蒋贼”。

平津盘亘将近两个月，陈公博、王法勤终于踏上了通往山西之路，西山派邹鲁、谢持等人亦前脚后脚抵达太原。站在反蒋立场，两派均定义南京“三大”为非法，但在“党统”问题上分歧很大，改组派以正统自居，只承认广州“二届”中委，藐视上海“二届”；西山派忍气吞声，主张互不否认，粤、沪“二届”平起平坐。阎、冯颇为尴尬，你们攻诋“三大”非法，那咱俩的中委资格怎么算？不如在“一届”“二届”“三届”基础上共组“扩大会议”。改组派、西山派不同意，这样一来，不啻承认南京“三大”为合法，岂不自失“党统”，还有何反蒋立场可言？

吵来吵去，西山派想了一个折中方案，由一、二、三届“革命”分子参加成立中央党部委员会，尽量撇开“法统”，多从“非常”二字上着眼。汪精卫原则上同意，“统观今日事势”，“宜即开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以中央党部确立党的重心，以扩大会议集中党的人才”，委婉批评改组派“倡为西山同志不宜参加党务之说”，内心深处却又难解“正统”疙瘩，故而嘴巴上仍要占些便宜：“如果牺牲二中，以迁就西山派，是不合理的。至于以团结同志的动机，与西山派消释前嫌，以期一致努力，则我认为合理。”

文人互争“党统”之时，反蒋联军与南京政府“讨逆军”上演生死决战。冯玉祥在河南披挂上阵，西北军挫败中央军豫中攻势；6月下旬，晋军攻克济南，阎锡山威望大振。改组派、西山派相互妥协，以沪、粤“二届”中委基础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起草约法，筹备召开新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8月7日，“扩大会议”第一次会议在北平怀仁堂召开，汪精卫担任大会主席，提出七大主张：筹开国民会议；制定基本大法，保障人民公私权利；民众运动与民众组织，由地方自治做起；各级党部不直接干涉行政；不以党部代替民意机关；党义治国，集中人才；中央与地方采均权制度等。9月1日，第五次会议通过《国民政府组织大纲》，推举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李宗仁、张学良、谢持、唐绍仪为国民政府委员，阎锡山为政府主席。

反蒋运动声势浩大，东北因素最终成为打破均衡的实力之锤。8月15日，中央军夺回济南，原本摇摆不定的张学良不再模棱两可。9月18日，少帅发出“巧电”，公开表明了拥护南京的态度，即时调派东北军入关助蒋。27日，汪在太原“扩大会议”纪念周上作最后报告。他不无伤感地说：“中央党部无论在何处，无论为秘密为公开，我们同志团结的精神，是永远不散的。我们前此之分，不是轻分；今日之合，也不是苟合。不合则已，合则不散。”

翌年元旦，汪在香港宣布解散改组同志会，陈公博随即发了一个赞成通电，若干年后并在回忆录中留下这样一段话：“世事的变幻真是太多而且太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