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战争后期，当国民革命军取得决定性优势，北洋军阀覆灭在即之时，全国各省也掀起一股易帜大潮，五色旗纷纷坠落，象征国民革命的青天白日由南到北遍地飘扬。作为北伐战争的主战场的湘、鄂、皖、苏、浙、沪、鲁、豫等地的政治势力皆在战争中洗牌，而西部军阀则维持着原有的割据状态，不过换面旗子而已。

但毕竟已改朝换代，将来要如何保持与中央的关系，新政府的具体情况如何，是地方军阀需要考虑的。1928年8月，“云南王”龙云在看准形势后，迅速派滇系元老周锺岳前往南京通款，顺便打探新政府的内部情况。不久后，龙云等来了周锺岳的回函，首句便是：“中央局势似已团结，而内面裂痕甚多。”

割据军阀的生存模式

西南是割据区域的典型，因离中央较远，地势阻隔，长期呈现半独立状态，中央势力很难渗入，有较为独立自主的政治格局。但这种割据区不代表岁月静好，往往在几省之间或一省之内的几股势力发生冲突时，战争烈度不亚于群雄逐鹿的中原地区。另一方面，在省内角逐中胜出的诸侯王又必须审时度势，与中央政府保持关系，形成了民国史上地方与中央之间“既联合，又冲突”的双重奏。这种独有现象在西南三省中又以云南最具代表性。

民国初年，云南一直是中央政府的拥护者，武昌起义后的第20天，以蔡锷为首的新军军官便举旗响应，发动重九起义。在蔡锷主政时代，以军事进攻邻省贵州，颠覆大汉贵州军政府，以滇系将领唐继尧主政，形成滇黔一体的政治地图。但这种关系在1915年冬季因护国战争而发生割裂。为反对袁世凯称帝，蔡锷自京返滇后发动护国运动，贵州随即响应，在反对帝制的旗帜下挥师北伐。袁氏暴死后，蔡锷也在不久后因病去世，主政云南的唐继尧则一改此前拥护中央的方针，形成政治独立的区域。

唐继尧时期的路线大体可分为割据和扩张两部分。护国战争期间，滇军进入四川与北洋军交战，袁氏败亡后北军陆续离川，但滇、黔两军却不肯撤离，反倒打算长期驻扎侵占四川地盘。这种扩张路线也属于具有一定势力的地方军阀的代表----尤其是护国战争后膨胀起来的武人，十数年间各地发生的军阀混战，大多因扩张与争夺地盘而起---但也有因中央政府政策而引起的连锁反应，例如1917年的川滇黔大战。这场战争因政府的削藩而起，一直从4月打到8月，对成都造成非常严重的破坏。同一时间内，北京发生张勋复辟事件，时局动荡不安，中央政府控制力式微也导致地方军阀迅速膨胀，形成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

1922年，联省自治之论甚嚣尘上，在当时的中国，这种政治主张实际上可以为众多地方军阀割据提供合法性，故而一时支持者甚众。“云南王”唐继尧亦通电响应，欲借联省自治之名巩固其在滇地位，但等待羽翼丰满时，又开始盘算对黔扩张。然而，省内以胡若愚、龙云、张汝骥、李选廷四镇守使为首的倒唐势力暗中联合，于1927年2月6日忽然发动政变，逼近唐继尧下台，夺取云南军政大权，统治云南长达14年的唐继尧也在几个月后不明不白地“病逝”。

“云南王”的赌注

1927年7月1日，变了天的云南迅速转变立场，宣布易帜，国民政府任命龙云为国民革命军第38军军长，胡若愚为39军军长。刚易帜的滇省并未出兵北伐，龙云与胡若愚这两个国民革命军将领倒是先一步展开新军阀混战。龙胡战争中，胡若愚联合贵州军阀周西成一同对龙云进攻，但最终还是被龙云所击败。1928年春，作为胜利者的龙云也被国民政府正式委任为云南省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十三路军总指挥。

待到北方战事平定，已坐上“云南王”宝座的龙云则要开始考虑云南与新政府之关系。1928年8月8日，龙云派周锺岳到南京进谒蒋介石，明面上是请求国民政府协助解决云南财政、金融等问题，但也有观察新政权政治形势之意。周锺岳不负使命，很快就发现这个新政府实际上矛盾重重，早晚爆发冲突。周锤岳还观察到桂系居心叵测，预见到蒋桂之间鸡免一战，并给龙云分析了双方情况，建议其先两头下注。

对于周的意见，龙云十分重视，立即派其内弟李天培为云南驻京办事处处长，经活动后被任命为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专门负责与中央联系。对于桂系一方，为兼顾地方利害的龙云也做了安排，他派人前往广西联络，表示西南唇齿相依，与之约定互相支持。

这种两边下注的方法虽然常被地方军阀使用，便只能在双方矛盾没有爆发时适用，一旦蒋桂矛盾无法调和不得不兵戎相见之时，龙云就必须站队了。1929年1月1日召开的军事编遣会议中划定了六个编遣区，其中第六编遣区负责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各省军队之编遣，而从地理上而言，这些地区又与李宗仁第四集团军的势力相邻，所以一旦蒋桂矛盾爆发，无论西南军阀选择向哪方下注，都很可能卷入战争。

3月27日，蒋桂战争正式打响。龙云召集部属商议，分析利弊，最终做出决议---全力拥蒋。这几乎是必然结果，根本原因在于龙云主政云南后，仍然继承唐继尧时代的滇黔一体的主张，认为贵州就应该作为云南的小老弟。但桂系则出于自身利益，明确反对滇黔一体，这是滇桂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龙云做出了选择，其他军阀也做出了选择，接下来就是准备战争。出人预料的是，最先与龙云为敌的不是桂系部队，而是已高举“讨蒋”大旗的贵州军阀周西成。

“贵州王”的野望

民国时期贵州本土军阀有兴义系和桐梓系两大系统，而兴义系中又分为旧派和新派。唐继尧主黔时期所扶持的刘显世就是兴义系旧派军阀之代表，到了20世纪10年代末，滇军对黔省逐渐失控，以王文华为首的新派军人也开始实力膨胀。王文华乃刘显世外甥，护国战争中数有战功，孙中山称其为“西南后起之秀”。而后来成为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的何应钦，早年就是王文华手下的旅长，这一批人便是兴义系中的新派。

1920年，王文华在上海遥控指挥何应钦等新派军人发动“民九事变”，逼迫刘显世下台，一举夺取贵州军政大权。没想到大局求稳，王文华就在上海被自己的部将袁祖铭派去的杀手暗杀，贵州陷入五旅争权之乱局，何应钦也在这场斗争中失势而离黔，辗转南下投靠孙中山。袁祖铭主政贵州后，省内一直陷入混战，加之滇系军阀卷土重来，又被唐继尧势力渗入，导致袁氏不得不依附于以孙中山为首的广东政府。1926年北伐誓师后，其部黔军陆续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袁祖铭任北伐军左翼总司令，所辖4个军、1个直辖师和3个直辖旅，参谋长为朱崧，前敌总指挥为王天培。

袁祖培在北伐战争初期就开始两边下注，与北洋军阀吴佩孚暗通款曲，结果因此丧命，被唐生智诱杀于湖南常德。此外第10军军长王天培也因丢失徐州被问责，由于其与何应钦有旧怨，在何应钦的推动下（当时蒋介石已下野）王天培在杭州被处决。而此时的贵州省内，桐梓系军阀周西成已经趁势崛起，早在1926年6月，周西成将原省长彭汉章赶下台，自己出任贵州军务督办兼省长。带兵在外的袁祖铭无力与之争雄，贵州完全落入周西成手中，也标志着兴义系时代的终结。

在西南众军阀中，周西成是位野心勃勃的政治强人。他主政期间，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在军事方面，他不仅盯着邻省云南意图染指，对于蒋介石也全然不放在眼里，对国民党势力的渗透更是严加防范。蒋介石下野后，周西成料定其必须再起，乃游说李济深说：“彼此次下野，或不久复职。蒋之为人，有仇必报。故须趁早布置，正中央党部起以至有关各省，使其倾向公等，不能不共存亡，使蒋即复职，亦已无可奈何矣。”之后，双方不仅签订黔桂之盟，还互驻使节，搞得如同两个国家一般。

与龙云形成明显对比的是，周西成孤注一掷，始终贯彻地方利益至上的政策。当云南发生内乱时，周西成一度想染指，联合滇军将领胡若愚进攻云南，但未能成功。随之而来的蒋桂战争，很快将云贵两省军阀推上争霸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