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春夏蒋桂开战，桂系一败涂地。蒋介石虽漂亮地剪除了桂系，但南方整体的军事力量也大为削弱---历史的逐鹿场上，因此突然闪过一个短暂的北强南弱窗口期。蒋需要迅速找到新的盟友，而冯、阎则需要在自己的军事优势上再增加一点砝码以压趴对手。在这一背景下，一年前还是大家群殴对象的奉军，瞬间变成了各方争相拉拢的目标。

奉系和冯阎的渊源及过节

奉系军阀源出东北绿林。最初由张作霖以胡匪起家，继而转为地方团练，再招安为巡防营。民国之后，张作霖虽然挤进北洋军事体系，但却又一直被北洋嫡系所歧视，两次直奉战争实质就是北洋的嫡庶之争。第二次直奉战争获胜后，张作霖短暂攫取了北洋政府的法统，但旋即被北伐军驱逐出关，并在“皇姑屯事件”中被炸身亡。其子张学良承继了奉系领导权。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始在名义上完成全国统一。虽然在1929年下半年的“中东路事件”中，东北军为收回路权而与苏联交恶，边防部队遭到苏军沉重打击，但至中原大战爆发前，东北军仍保有约30万大军的强大军事力量。

在经济上奉系得天独厚，有海港、国际铁路，有丰富的矿产、木材和农产资源，自给自足，赡军有余。在工业上奉系的成就亦相当可观，奉天兵工厂可以自产包括重炮、机枪、步枪及配套弹药在内的各类武器，在财政和武备两个方面，奉系都不怕别人卡脖子，闭关即能自守，所以也不必急着与人结盟。

从历史关系看，奉系与冯、阎既有很深的渊源，又有很深的过节。谈交情吧，那真是源远流长。冯玉祥清末在新军20镇当管带时，同地驻防的巡防营统领就是张作霖。第二次直奉大战中，又正是冯玉祥临阵倒戈，才让奉张侥幸捡得一场胜利。说过节吧，那也是杠杠的。张作霖靠冯玉祥倒戈获胜后，非但不兑现给冯的承诺，反而帮冯的死对头吴佩孚打冯，在南口重挫冯军。

而奉系与南方的蒋介石则素无交往，与国民党也仅仅是在孙中山时代因反对直系而有过一些浅层接触。对于国民党的政治理论，奉系也谈不上有多少认同。所以在奉系眼中，冯、阎是自小打架一块长大的叔伯兄弟；蒋介石则是个不明底细的陌生人。

张学良最初倾向于反蒋

在奉系内部，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是不跟任何一方合作，自守关外为王。以奉系元老张作相、参谋长熙洽为代表。张景惠、汤玉麟、汲金纯等也支持这种主张。这一派，主要是持重的老派人物和军事实力派。第二种是赞成与蒋介石合作。以王树翰、莫德惠、刘哲等为代表，以抓经济、搞政治的官员为主。第三种是舵派，少帅说咋办咱就昨办。以万福麟、于学忠等为代表，全是骨干军头。

其中偏偏没有帮冯、阎的论调。一方面讲，固然是因军事上冯阎强而蒋弱，两不相帮即等于帮冯、阎。且东北军也难以越过阎锡山的河北、平津地盘南下打蒋。故无单独提出的必要。但另一方面，则因为冯、阎太不会做人。

张学良最初一度倾向于和冯、阎结盟反蒋。阎锡山已经将拟好的反蒋电稿拍发沈阳，请张学良署后从沈阳发出（投名状）。恰于此时，阎派驻在南京担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长的赵戴文闻讯赶回，大骂阎不该造反。经赵这一番骂阻，阎锡山居然转变主意，急电沈阳暂缓反蒋通电。搞得张学良不知阎葫芦里卖的啥药，派其秘书长王树翰赴太原觐阎询问。张因此认为阎锡山变化多端，反复无常，不足以共事。而阎后来再发反蒋通电，亦已不好再请张联署首发。

吴铁城和张群有钱任性

深忧奉系支持冯、阎的蒋介石，也派出代表至沈阳百般活动。蒋派吴铁城和萧同兹前往沈阳---1928年游说东北易帜的就是吴铁城，让他去正是轻车熟路。吴铁城抵奉后，即经常找张学良身边的顾维钧、汤尔和等人赌博，输赢常在数千元。身为麻将高手的吴常是赢家，但他赢的钱除留500元作为酒宴开支外，其余全数退还苦主。倘若输了，吴则老老实实掏腰包结账。

某次举行宴会招待东北要员，开了十几桌。饭后打麻将，吴就在每张桌子的四个抽屉里各放2万元，给玩者做赌资，不计输赢。据东北军饷章，上将月薪才1000元，中将才800元。蒋为之肯下血本，由此可见一斑。6月，张群又持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司令的任命状到沈阳。他几乎每夜都要同张学良等人打8圈麻将，关系极为融洽。

吴铁城还找奉方谈军火生意。日本原产的三八式步枪每支仅售25元，而奉天兵工厂产的山寨三八枪开价居然比日货还高一倍以上。即便是这样的杀猪价，吴铁城仍开口就订购5万支，后又续岣5万支---等于直接送给张学良250万元。有钱就是这么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