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大战前后，反蒋武装在调兵遣将的同时，还积极开展政治倒蒋活动。以改组派为首的文人由于没有直接掌握军队，短板问题突出，也需要借助地方实力派。阎锡山问鼎中央，必须披上一件得体的合法外衣，利用前者的政治理论体系和社会号召力，显然可以弥补军事反蒋之不足。既然你有“党的正统”，我有飞机大炮，何不各取所需？在同一面反蒋旗帜下，看似共谋“党国”大业，实则同床异梦。

派系林立，龃龉纷沓

中国国民党内部历来存在派系，其中影响较大的政治派别有西山派、改组派、胡汉民派、汪精卫派、太子派、政学系、CC系，军事集团更是数不胜数。国民党这个团体，成员本身就十分复杂，派系斗争最早可以追溯到同盟会时期，久而久之形成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至今仍在台湾弹丸之地重复上演。

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北京，由于生前没有解决好接班人的问题，党内群龙无首，势必群雄并起。谁能代表国民党正统，谁被看作孙中山理所当然的继承人。若从资格来看，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几乎并驾齐驱，国民党“一大”选举中央执行委员，按照得票多少宣布当选名单，胡汉民第一，汪精卫第二，廖仲恺第四。至于蒋介石，彼时连候补委员都轮不上。

后孙时代的国民党仍然执行“联俄容共”政策，谁是“一哥”，苏俄的态度无疑举足轻重。政治顾问鲍罗廷直接受斯大林指示，地位十分特殊，在他看来：胡汉民“成员太深，难以相处”；汪精卫“不会挺身出来硬干，如果抬他出来负责，他好像不会退缩”，此人“有野心、无宗旨，可利用”。于是，大元帅府改组，汪一跃成为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代理大元帅胡汉民反而降为外交部长。

鲍罗廷曾经预言，国民党“左派不能长期与右派共事，分裂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1925年8月20日上午，公认的左派领袖廖仲恺遇刺身亡，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成特别委员会调查真相，发现胡汉民的堂弟以及许崇智的多位部下难逃干系。胡汉民威望大损，被迫远走苏俄考察；许崇智受牵连，只好辞去职务，赴沪养心。广东政局重新洗牌，汪精卫等于继承了孙中山所遗留的大部分党政权力，蒋介石则行情看涨，大有黑马之势。“廖案”处理结果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右派，邹鲁、谢持、林森等“老同志”纷纷离粤北上，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停灵处召集会议，通过多项“反共”协议，“西山派”由此得名。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汪精卫身兼数职，个人政治生涯达到最高峰。蒋介石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携东征陈炯明获胜余威，荣膺国民革命军总监。汪、蒋出身不同，各有地缘班底，一山难容二虎，“廖”案后形成有脆弱同盟很快出现嫌隙，国民党右派借机生事，坊间传闻有人联合苏俄要对蒋不利。3月19日，中央舰通宵不熄火，碰巧当天汪又多次关心蒋之行踪，导致紧张局势再添疑云。

蒋介石原先打算前往汕头“避祸”，但途中转念一想“我何为示人之弱”，遂调动军队控制了一些要害部门。汪精卫起初胸有成竹：“我在党有我的地位和历史，不是蒋介石能反对掉的。”其他如谭延?、朱培德等手握重兵之人，立场亦似乎“拥汪”，称蒋为“反革命”。出人意料的是，苏俄顾问团向蒋退让，谭、朱等人摇身一变充当起“和事佬”，汪精卫顿感颜面丧尽，称病出走海外。稍早时候，西山派另在上海煞有其事地开了“二大”，另外产生一个“二届”中委，后孙时代的国民党简直面目全非。

武力相向，愈演愈烈

在激烈的政治斗争面前，汪精卫又一次选择远渡重洋。从1926年5月至1927年1月，熟悉的法兰西小镇，汪精卫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但放眼中华大地，变化何止天翻地覆。北伐战争，国民革命军所向披靡，从珠江流域推进到长江流域，总司令蒋介石如日中天，逐步掌握了党权、政权和军权。另一方面，苏俄和中共一心争取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重新联合执政，广州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往武汉，主张“迎汪复职”，尽快恢复党权抑制蒋的权力膨胀。

1927年3月下旬，蒋介石率领“党军”占领上海，在吴稚晖、蔡元培等部分国民党中央监委的支持下，决定加快实行反共“清党”的步伐。此时，汪精卫已经踏上回国的旅程。汪精卫心里很清楚，他并不掌握军事实力，想要同蒋抗衡，必须牢牢抓住党权，利用武汉抬高自己的地位。“如果要变，应该开中央全体会议来解决”；“必须依据党的纪律”；“非可以个人自由行动，亦非可以武力迫成”。围绕“清党”，看似形式问题，折射出的仍是汪、蒋权力之争。

武汉强调党统，南京奉行武力，长江中下游出现了两个对立的国民政府，夹杂着国共两党政治斗争，先有上海“四一二”政变，后有武汉“七一五”分共，愤怒的共产党人江西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南京方面，蒋介石与复出的胡汉民联手，又有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加盟，一面联络冯玉祥，一面继续打倒北洋军阀。武汉方面，苏俄顾问鲍罗廷铩羽回国，邓演达、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相继失望离去，汪精卫依赖唐生智、张发奎等军人，既反共又反蒋，坚持非蒋下野，宁汉不能合作。

国民党内斗争愈演愈烈，直鲁联军乘机反扑，北伐军丢失徐州，李宗仁态度变得暧昧起来，“我们两面受敌不了，蒋先生暂时歇一歇也好”。事已至此，蒋内外交困，无奈宣布下野。面对北方军事压力，宁汉加紧合流，西山派不甘寂寞，权力寻求政治空间，最终由三方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实际上否定了武汉一家独大的“正统”地位。

“汪派”不甘心就此失败，顾孟余、陈公博分头行动，暗中联络唐生智、张发奎从湖北和广东两地发动军事进攻。南京“讨唐军”雷厉风行，11月中旬，唐军退往湖南，桂系攻占武汉，势力范围扩张至两湖。张发奎从李济深手中袭得广州，却没想到共产党人在其眼皮底下举旗起事，“暴动”虽于数日内即告平定，然反汪派岂会放过大好机会，对汪、陈“酿成共祸”猛加攻讦，汪无路可退，不得不于12月16日秘密离沪，经由香港三赴法国。

大约二十多天后，蒋介石通电全国，正式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旋即又在二届四中全会上恢复最高权力。但汪的暂时退出，并不意味着蒋从此可以高枕无忧。相反，北伐告成之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不服军事编遣决议，谁也不想多裁自己的兵，引发了一轮又一轮兵戎相见。于汪而言，坐山观虎斗，机会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