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冯本人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1930年2月27日，阎锡山再次跑到建安村请罪，两人抱头痛哭，再次复归旧好。3月8日，被软禁了数月的冯玉祥重回自由，立刻跑到潼关，在西北军高级将领会议上宣布联阎讨蒋，结果冯玉祥所部无论是将领还是幕僚都目瞪口呆，既不敢当面争辩，也不愿立时赞同，抵触情绪开始扩散。孙良诚等人会后大骂冯玉祥与晋绥军合作是“一点觉悟都没有”，宋哲元、刘郁芬借口西北军需要休整。最无奈的是鹿钟麟，联合韩复榘、石友三，结好蒋介石南京政府。

另一个拒绝缩回陕甘最终与冯玉祥分道扬镳的人，是河南赈务会议主席张钫。张在陕军第2军师长兼陕南镇守使任上便与当时担任16混成旅长的冯玉祥相交。西北军名将孙良诚、孙连仲、吉鸿昌等人都与张钫私交极好。但豫陕甘大旱期间，冯玉祥不听张钫建议，放弃山东河南；对于冯阎合作，张钫也明确指出“与阎合作，心贻后悔”。

但冯玉祥对于张钫的谏诤，却十分不满。后孙良诚所部抢夺难民车辆，张钫发电要求冯约束部分，冯玉祥竟认为张钫是有意败坏西北军声誉，密令手枪旅旅长吉星文在郑州将张钫就地正法。幸得鹿钟麟苦谏，张钫才得以逃出郑州，1930年5月24日，中原大战爆发后，张钫逃离河南，从此与冯恩断义绝，当了蒋介石瓦解西北军的马前卒。

银弹大师张伯英

此时，西北军在陇海路摆下的口袋阵已经被蒋介石所部打破，但蒋军也被西北军重创。张钫在陕甘豫有着复杂的人脉，在西北军系统门多故吏，同时也是蒋介石在保定速成学堂的同学。蒋介石得知张钫被扣，便在徐州接见了他，并直截了当询问如何对付冯阎二部。张钫在指出归德、兰考的重要性后，又提出第一步收买依附西北军的杂牌军；第二步瓦解吉鸿昌、梁冠英所部；第三部重金收买河南土匪切断西北军西退道路的一揽子计策。其中依附西北军的杂牌以及吉鸿昌和梁冠英都是张钫的旧识，豫西土匪也跟张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吉鸿昌与梁冠英被张钫选中，也有较深的历史原因，吉鸿昌原驻宁夏，蒋介石以“第九路军总指挥”引诱，引起西北军老将鹿钟麟、刘郁芬的猜忌。1929年4月吉在潼关自称“开发西北总指挥”，提出“开发西北反对内战”，孙良诚、刘郁芬和鹿钟麟都视吉为“祸水”，将其调往陕西大荔，最后由鹿钟麟在吉鸿昌到潼关开会之机将其收押。冯玉祥重掌西北军后吉鸿昌当面辩解，又被委任由第10军改编的第11师师长。中原大战期间吉鸿昌作战勇猛，但自知不容于鹿钟麟、孙良诚和刘郁芬等老派西北军将领，最终在败局已定情况下叛冯投蒋。

梁冠英同样认为西北军内部纷乱，1929年10月10日，孙良诚诈降导致宋哲元后撤，西北军因此遭受重创。冯玉祥在1930年3月潼关会议上批评二人，二人却互相推诿，梁冠英会后认为“孙宋不和，韩石转变，冯的这个团体，再遇战事，必将瓦解。可惜这部分官兵将来竟无立足之地”，早已与张钫谈过以后出路问题。

杂牌则更是早已不愿与冯军同归于尽。在张钫策动下，万选才部宋天才、张治公部王殿阁、赵冠英以及樊钟秀被飞机炸死后接任的李万林都接受了蒋介石的改编。津浦路方向镇守亳州的孙殿英收了张钫50万军费，秘密从亳州撤退。8月，西北军在陇海路的攻势失败后晋绥军主脑阎锡山也认为不能再战，便密令陇海路正面晋绥军秘密向黄河以北撤退，陇海路左翼的石友三带头撤退。这一下西北军后路断绝，加之9月17日杨虎城攻克洛阳附近的龙门，西北军彻底被围死在远离西北腹地的河南绝境。

此时吉鸿昌认为无法再回西北，便派亲信副官王慈博要求张钫到自己军中来，“一切唯命是从”，张钫携带40万军饷去见吉鸿昌，策动他“宁负私人，不负国家”。最终张钫成功说服吉鸿昌、梁冠英投蒋。西北军突然丧失两支劲旅，变起仓促，加之张钫安排豫西土匪群起攻至，西北军在混乱中退入豫北、晋东南，丧失了作战能力。

按说到了此时，西北军仍有重回陕甘本据之地的机会。但宋哲元和刘郁芬的矛盾掣肘，再次让西北军无路可逃。刘郁芬原为甘肃省主席，宋哲元担任陕西省主席。但宋哲元开上河南战场后，冯玉祥让刘郁芬暂理陕西，等到宋哲元部且战且退抵达潼关，冯玉祥安排刘宋二人坚守潼关，又命孙连仲驰援。这一安排本是为了保住西北最后地盘，但刘郁芬担心宋哲元重新夺走陕西，于是让自己的旧部孙连仲不要去潼关，而是直接进入西安，甚至私下约定刘郁芬主陕，由孙连仲主甘。对于宋哲元要求请孙连仲换防潼关，自己率部到后方休整的要求，刘郁芬也全部拒绝，只给了缺粮少弹的宋哲元2000银圆和200件棉衣。

无奈之下，宋哲元放弃潼关退走山西，杨虎城所部夺取潼关。刘郁芬此时根本没有做应变措施，等杨虎城攻到门口只得出逃。至此冯玉祥重掌西北的最后机会也因为部下间的矛盾而灰飞烟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