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文明摇篮的黄河流域，“丁村人”故乡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附近，发现了四千多年前的龙山文化大型遗址。根据这个遗址的发掘，确定了我国中原龙山文化陶寺类型。这处遗址已成为探索我国“夏文化”的重要研究对象，它的发现和发掘，标志着我国考古工作在晋西南探索“夏墟”已经获得重大突破。“（1983年10月23日新华社消息）

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大规模考古调查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在晋南15个县大约8000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发现了多达306处遗址---年代从仰韶文化到南北朝时期不等。地处汾河谷地带的临汾盆地汾河以东的塔儿山山脚下的山前冲积平原上的陶寺遗址也在本次调查中重见天日，却仍旧不曾引起太多的重视。

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考古学家才意识到陶寺遗址的价值。从1978年到1987年，为了寻找历史上夏王朝的踪迹，探索夏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陶寺遗址早期墓地和普通居住址进行发掘，共发掘出墓葬1300余座。占墓葬数量不到1%的大型墓葬随葬有彩绘龙盘、漆木器等重要礼器，其墓主应是手握军事大权的部族首领或大祭司。至于占总数90%的小墓，其墓穴仅能容身，几乎没有随葬品，墓主应是平民或者奴隶。这些现象反映出当时的陶寺已经是一个等级社会。碳14测年数据表明，陶寺文化所处年代为距今约4300-3900年之间。

这一时期陶寺遗址考古发现的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其中两件小物品，堪称意义重大的发现。其中之一是1983年出土的陶寺文化晚期铃型铜器，这也是陶寺遗址发现的第一件铜器。它的模样并不起眼，长五六厘米，宽也不过2厘米；做工更是粗劣，表面可见铸造的缺陷和气孔。但是经过化学分析，人们发现此件铜器的含铜量高达97.8%，系用复合范（外范和内芯）铸造的红铜器。

这就意味着在陶寺文化中、晚期，我国已进入铜、石并用的时代。当时的陶寺文化先民不仅可以从矿石中冶炼出较纯的铜，并可用铜液进行铸造，为后世的商周“青铜文化”奠定了物质和技术基础，揭开了我国“青铜时代”的序幕。

另一件吸引了众多目光的小物件是1984年春天出土的残碎陶扁壶。它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在扁壶的正面鼓腹部，竟赫然有着朱红彩毛笔的笔画痕迹，这会是书写文字留下的痕迹么？要知道，文字的发明标志着人类跨入了新的时代。

从地图上看，陶寺文化处于黄河中游，总体上说属于中原地区，语言文字与后世的甲骨文和金文属于同一体系的可能性很大。尽管在扁壶平直背面发现的“两”个朱字字符，至今也没有比较统一的释读意见，但多数考古学家都认为，在这个扁壶的正面鼓腹部所发现的一个朱书字符，形态酷似甲骨文和金文中的“文”字，应是表示赞美之意。考虑到陶寺文化所处年代远在甲骨文所处的殷商中后期五个多世纪之前，其意义自然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