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集夏王朝觅踪
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既传承着龙山时代诸邦国都邑创造的早期文明，又作为上古夏商周三代的开始，为华夏文明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然而，它又是一个传说中的王朝，由于年代久远加之成熟的文字尚未产生，关于它所有的历史即便最权威的传世古文献也都是后世根据口耳相传记载下来。
怀疑夏王朝的存在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并一度困扰着史学界，直到考古工作的成果不断涌现，夏王朝的庐山真面目才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位于河南省禹州市区的一条古老的街道，几千年来一直供奉着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而关于他的各种传说至今流传在禹州的大街小巷，他的精神也被人们世代传颂。他就是大禹。这一处建筑，是禹州市作为一个夏代早期都城传流下来的一处，涉及大禹治水的一处神话传说遗迹。
在禹州当地，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远古时期禹州一带洪水泛滥，皆因水中的一种怪兽蛟龙作祟，蛟龙在水中兴风作浪，鼓动水势，冲垮人们所筑的堤防，淹没土地和村庄，致使无数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而后大禹在众神的帮助下，将九条蛟龙一一制服，并把其中的一条禁锢在这口八角井中，从此，人们把这口井称为禹王锁蛟井，并在井上塑像立庙，以此世代感谢禹王的恩德。
那是一个洪水肆虐的远古时代，河流泛滥，大浪滔天，使无数生灵涂炭，即便所有的人齐心协力，洪水仍然长期肆虐，治水成为最重要的事情，它关系着人类的生死存亡。
据《史记·夏本纪》记载，在尧时代，大禹的父亲鲧也是一位治水能手，尧将治理洪水的任务交给了鲧，可惜鲧没能完成使命，最终因失职被杀。到了舜时代，治理洪水的艰巨任务转而落到了禹的身上，禹汲取了父亲失败的经验与教训，改变了治水的方法，经过十几年艰难的努力，终于治理了洪水，直到现在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仍为大家津津乐道，在世人的眼中，大禹功不可没，利泽万世。
位于河南禹州几千公里以外的四川省汶川县，几千年来，当地的羌族百姓将大禹视为自己的祖先。矗立于岷山之畔的大禹铜像，悬胆方口，头戴四面斜坡平天冠，束发带依稀可见，在今天汶川羌族人的生活当中，依旧保留着各式各样与大禹相关的文化习俗，而大禹精神已深深融入羌族人们的血液当中。
这种特殊舞蹈叫做禹步，是羌族婚丧嫁娶传统中不可或缺的仪式，相传，禹步是由大禹走路的姿势演变而来，传说大禹在治水的过程中因过度操劳患上了腿疾，无法像正常人一样行走，为怀念这位伟大的祖先，羌族人将大禹行走的跛步演变出如今的禹步，以世代秉承先祖大禹的治水精神。
在每年的农历六月初六，羌族人还会在大禹祭坛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纪念先祖大禹的诞辰，传说这一天是大禹的诞辰，届时，人们会在大禹神像前踏着禹步，跳着莎朗，缅怀先祖大禹的盖世功德，世代崇祭。今天的汶川境内依旧保存着大量关于大禹的历史遗迹，集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于一体的大禹故里，已成为华夏子孙访古探幽的圣地。
治水成功，使禹的威信空前提高，他不仅通过禅让制成为舜的继承人，更是把原本较为分散的邦国与部落联合起来，建立了一个以夏后氏为中心的邦国，让夏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王为天下共主的时代，大禹是夏朝的第一位天子，相传大禹死后安葬在会稽山上，今浙江省绍兴市南，今天的会稽山仍存禹庙、禹陵、禹祠等与大禹相关的历史遗迹，从秦始皇开始，很多帝王亲临禹陵祭祀大禹。
虽然世代相传大禹治水的故事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然而这些事件发生在没有文字的时代，有学者怀疑它们只是神话传说而已，而这样的怀疑并不是空穴来风，关于大禹以及大禹治水，最早最权威的文献记载出现在《尚书》中，《尚书》是中国流传至今历史最为久远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内容出自商周史官之手，但《尚书》曾多次失传，等重新找到后便有了古今真伪的纷争。《史记·夏本纪》中关于大禹的记载便是引自《尚书》，记载了大禹划定九州、治理山川等功绩，疑问由此而生。《史记·夏本纪》中关于大禹的记载是否可靠，大禹治水是否真实，大禹是否真有其人，乃至于人们开始怀疑传说中大禹所奠基的夏王朝是否直正存在。
由于年代久远，文献记载的真实性又无法得到考证，考古发现成为打开夏朝迷踪有效的途径，然而，将近四千年的漫长岁月，随着风雨的侵蚀，王朝的频繁更替，夏朝的遗迹早已坍塌殆尽，同样是考古研究最难以寻觅的历史谜题。位于河南省偃师市郊的二里头，从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吸引了大量考古学者的注意，考古学家徐旭生经过实地考察后断言，眼前的这处遗址，在当时确为一大都会，从而拉开了从考古学上探索夏朝文化的序幕。经过数代考古工作者的不断努力，一个沉睡数千年的夏王朝之谜，开始慢慢地浮现在世人的眼前。
二里头遗址总面积将近九平方千米，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二里头遗址的发掘面积进一步扩大，成果层出不穷，2004年，考古学家在原有的2号宫殿基址下面，发掘出了一座时代更早，规模更大，结构更为复杂的大型建筑基址，这也将中国宫城最早年代提前了一百多年，二里头遗址所发现的宫殿基座，是中国目前被确认的最早宫城建筑。考古学家根据遗址出土的文物特征判断，它应是一处夏代的都城遗址。
方正规矩的宫城和具有中轴线规划的建筑基址群，开辟了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无论是在西安的汉唐都城宫殿遗址，还是迄今保留最为完整的北京故宫，我们都能发现它们与二里头相似的宫殿建筑机制，二里头宫殿无疑是它们的祖先，其基因一脉相承，正是它们影响着每一代中国人对建筑的审美与要求。
二里头考古工作站中存放的数以千计的夏代手工业器物，正是这些器物成为解开夏朝社会分工的重要证据。在考古学工作者们眼中，这些古老的器物似乎能够讲述夏代的生活生产情况，随着夏代国家机制的产生，中央与地方政权的建立，与之前的尧舜禹时期相比，夏朝的社会资源和社会劳动力更加集中，农业的发展，金属冶炼技术的出现，专门从事生产工具制造的手工业逐渐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身怀技艺的女匠男工，或是纺织，或是制陶冶金，这些出土的手工业制品，其做工之精致，造型之精美，让后世的人们为之惊叹不已。
在二里头出土的众多文物当中，陶器的数量最为庞大，更让考古工作者惊喜的是在部分陶器上发现的刻符，它们形态各异，频繁地出现在各式的陶器上端，不禁让考古学家对中国古文字产生了更新的探索之路。很多年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中国最早的文字是商代的甲骨文，然而，眼前这些陶器上的刻符显然比甲骨文更加古老，很多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所出土的这些刻符，很可能是比甲骨文更早的中国文字，与后来的商代甲骨文也有着极大的渊源关系，由于陶文仅仅是以单个的形式出现在夏陶之上，以至于人们无法清晰地理解它的意思，对于夏朝是否已经出现了中国早期文字，专家们也只都是见仁见智，无法给出肯定的答案。
关于夏朝文字是否出现至今仍存在着巨大的争议，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距离二里头遗址数千公里以外的贵州省荔波县，一个神秘的少数民族竟一直传承着与夏朝陶纹极其相似的文字。水族，是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少数民族之一，也是少数拥有自己的文字的民族之一，在水族两千五百多个单字中，大部分为异体字，由水书先生代代相传，一直延续至今，水族文字被称为水书，一直用来记载水族的天文、地理、历史、宗教、民俗等各个方面，水族百姓也会将水书作为谏言和祝福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绣制在水族的各种饰品和服饰当中，在现存的水书文字中，水书先生已发现多个与夏陶符号完全相同的文字，他们甚至可以大致解读二里头陶文的含义，这也提供了寻找夏朝文字的另一种可能。
这些类似文字的符号并没有像甲骨文一样出现在礼器当中，而是出自用于生活的陶器上，不过二里头所出土的陶器，主要出自墓葬当中，这是否暗示着这些符号与夏朝的礼制有关呢？自二里头文化遗存发现至今，考古工作者们已发现了五百多座墓葬，在墓葬中不仅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通过墓葬大小，规模的对比，以及陪葬品的差异发现，这些墓葬已成为解开夏王朝社会结构及礼制的重要线索。
不同规格的墓葬呈现出夏王朝等级的分化，二里头文化墓葬中已经形成依照等级的高低而等差有序地使用礼器，礼器只是发现于一定等级以上的墓葬中，其等差有序的规则正是礼制形成的重要表现，更是夏代阶级分化的重要标志，二里头墓葬的发现不仅吸引了大量考古学家的关注，一些民俗专家也对其展开研究。
2002年春天，二里头墓葬中一件造型奇特的动物仿生饰品引起了国内外众多专家的注意，这件由两千余片绿松石片组合成的绿松石饰品，其制作之精，在同时代的动物仿生饰品文物中实属罕见，它的身上可能还隐藏着更大的秘密，自这件绿松石器出土以来，它的形状被大多数专家认定为龙的形象，中国文化历来都与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龙是中国权力与神的象征，墓主人的身份因此更是变得扑朔迷离。
从古书这个《山海经》这些古代神化书籍中来看，神灵或者是通神的，这个超自然的这些人物，宗教领袖，往往跟蛇有关系，所以这个蛇它起到的象征意义，主要是代表了龙蛇的超自然的海陆空三界的穿越能力，所以它的佩戴者，拥有者，应该是二里头时期这个国家级的大法师，大巫师。
从二里头另外的考古发现印证了夏朝法师的存在，在二里头宫殿周围，这些布满明显动物骨头正是法师最主要的占卜工具，远古先民对于事物的发展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借由自然界的征兆来指示行动，但自然征兆却并不常见，占卜的方法随之应运而生，法师通过对骨器的烧痕来推断未来的吉凶祸福，为咨询者分析问题指点迷津，这些密密麻麻的烧痕，我们虽然无法判断它们所预示的祸福凶吉，但我们却能够看出先祖们对生活以及神的向往，但是，夏王朝的最后一次占卜显然正预示着灾祸即将到来。
据文献记载，夏王朝中期以后，夏朝统治者渐渐失去民心，当夏桀在位时，夏王朝内忧外患，民心大乱，其统治的部落邦国纷纷离散，夏桀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暴君之一，当他完全失去人心时，商汤趁机发动进攻，夏桀被放逐于南巢而死，夏朝灭亡。
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推断，夏王朝的统治从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1600年，有四百七十年的历史，根据《史记》记载，夏朝的第一位王是大禹，从大禹开始到桀灭亡，夏朝共有十七位王，然而在二里头夏都遗址中，还没有发现任何与王相关的直接证据，对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一直没有停止，很多人认为，假以时日，夏桀等夏王的痕迹是有可能发现的，不过，根据对二里头土层绝对年代的鉴定，夏朝早期的历史二里头显然无法给出答案。
因为二里头的年代可能是公元前1750年，这个年代，碳十四测定出来的这个年代和史书文献记载的这个夏王朝最早的那个阶段还有一定的距离，一百多年的距离，因此说它是中晚期的一个夏王朝的都城。
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嵩山南麓的万岁峰，这块山上的巨石被当地百姓称为启母石，相传大禹与涂山氏所生的儿子夏启正是在此出生。关于启母石的来历众说纷纭，传说在大禹治水时，涂山氏怀上了禹的儿子，但到了嵩山之下时，大禹借助上天神力将自己变为黑熊，涂山氏因此受到惊吓化成了巨石，大禹赶到后大喊，归我子，此时天地感应，石破东方而启生，显然，这样的早期神话无法令人相信，然而神话中常常隐藏着一些史实。
东汉延光二年，颖川太守朱宠于启母石前所建造神道阙，记载了这样一段历史，禹临终前按照尧舜禹时代禅让制的传统，并没有将首领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启，而是选择了东夷人的首领益，然而，益的威望和实力远不如启，启及夏后氏族众也不甘心权力外移，经过一番激烈的博弈，启最终取代了益，并以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家天下的传统开始确立，这标志着以夏后氏为中心的中原地区邦国联盟正式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
如果按照这样的说法，夏朝早期的遗址或许就在启母石所在的嵩山一带，1979年，考古学家就在离启母石不远的地方试掘了河南新密一带，发现了一处早于二里头文化的遗存，据土层鉴定，最终认定这里应该是夏启至少康所处的夏朝时代。
新砦遗址发现的主要遗存有三个时期，相当于最下面这个时期的就是相当于龙山文化晚期，中间这个层位，就是绝大部分的遗存，都属于新砦期遗存，位于最上面的一层呢，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里头遗址一期这个年代的东西，这样是有比较明确的年代地层关系，所以说新砦期文化可能是二里头文化的前身。
根据文献记载和遗址绝对年代对比，一件重要的历史事件极有可能就是在新砦遗址发生。启之后，夏朝经历了一段极其动荡的年代，一个来自东方的神秘部落东夷，将夏朝的统治权从太康手中夺走，这正是有名的历史事件“太康失国”，关于这位东夷部落的首领，历史文献中对他的记载少之又少，但在神话传说当中，他却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他就是射日英雄后羿。
在历史传说中，上古时期天空有十个太阳，以至于江海湖泊干涸，农作物枯萎，人们在骄阳似火的苦难中苦苦挣扎，这时英勇的后羿挺身而出，展开了与十个太阳的殊死较量，他奔跑在崇山峻岭之间，追逐着太阳，并用弓箭逐一射下了天空中的九个太阳，最终后羿拯救了苍生，大地又重新恢复了生机。
后羿射日，这是一个在中国尽人皆知的传说，在农耕为主的中国古代，后羿在很多地区成为了农作物的保护神，这是位于江西省婺源市郊的一个村庄，每到春耕之际都会上演这样的傩舞大戏，从白天到黑夜，已是流传已久的传统，傩舞中表现的正是后羿射日，人们以此祈祷后羿能帮他们驱赶烈日，迎来风调雨顺的好时节。
在司马迁《史记·夏本纪》的记载中，后羿射落的不是太阳，而是太康，后羿是夏朝东夷族有穷氏首领，由于夏天子太康不恤民事，后羿带领部众从太康手中夺取了夏朝，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事件，“太康失国”及“后羿代夏”，后羿射日无疑是一个神话传说，那么那个来自于东夷的部落是否真的获得了夏朝的统治地位呢？
在新砦选址上，考古工作者们一直在寻找着后羿和那个神秘的东夷部落的踪迹。1999年，一块带有奇特图案的器盖残片引起了考古工作者注意，在这件具有强烈东夷文化特色的饕餮纹陶器盖上，兽面纹的主题文化来自于山东龙山文化晚期，这是东夷族最高等级权力的象征，而这种图腾在新砦遗址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新砦遗址强烈的东夷文化特色。
这个器盖上面的图案，它是属于新砦遗址二期的晚段，就是我们传统上所说的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过渡的那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呢曾经发生过很重要的历史事件，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太康失国，后羿寒浞代夏，那么这个器盖也很有可能是当时的夷人，把他们的这种信仰带到了我们中原，带到了我们郑州。
由此看来，真实的后羿极有可能带领他的东夷部落统治了夏朝，但据文献记载，后羿当上国王后，同太康一样荒于国政，于是血腥事件再次上演，后羿被大臣寒浞所杀，当寒浞夺取王位时，另一个人的力量正变得强大起来，此人便是少康。
少康是太康弟弟仲康的孙子，他在颠沛流离中长大，少康年长后，投奔到了实力强大的虞氏部落，并得到了信任，手握重权的少康，在寒浞渐失民心之时集结了夏部族的余众，起兵攻灭寒浞，收复了夏朝王都。从“后羿代夏”到“少康中兴”，都发生在这片考古工作者依然在探寻的土地上。
新砦遗址本身的意义在于终于找到了比二里头早，公元前1750年到公元前1850年，这个一百多年，一些这个阶段的遗迹和遗物。
从1959年夏代遗址的首次发现，经过几代人的勘探与挖掘，考古专家对夏代历史的考古工作取得了巨大的研究成果，然而即便如此，无论是二里头遗址还是新砦遗址，没有任何实物能够证明夏朝最初的发源地所在，更没有任何关于大禹建都的实物证明，那么，文献记载中的禹以及禹的都城究竟在哪里？
就在离启母石更近的河南登封告成镇王城岗，从1977年开始，考古学家方燕明便一直在此进行考古研究工作。王城岗遗址是一座略早于新砦文化的故城址，根据城址的时代进行推测，它可能与夏朝最初的发源地有关，这令发掘者非常兴奋，然而发掘出来的城堡面积却只有一万多平方米，还没有二里头1号宫殿大，一座城竟然不如一个宫殿大，这怎么可能是夏朝的都城，况且，城内遭到后期破坏，只留下一些奠基坑基址，并没有见到宫殿建筑之类的遗址，这使得王城岗遗址没有被更多的关注。
直到2002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后，王城岗遗址才得以再次被发掘，在原有小城的西北，考古专家惊喜地发现了一处面积达三十多万平方米的大城。从年代上看，大城的年代晚于小城，经碳十四测定，大城的年代正好与夏代始年相符，于是，考古专家提出，此大城应是禹都阳城的所在地，而原先被忽视的小城，应该是夏禹之父鲧所筑的城址。遥远的夏王朝，它的历史面纱正在徐徐地向世人揭开，历史长河仍在奔流，最终将汇入未来浩瀚的海洋。
考古学的发现使遥远的历史逐渐与我们接近，我们的寻根之旅不会停息，因为在那些遥远的古代，蕴含着我们现代文明最原始的基因，一个尘封了数千年的夏王朝，已不再被认为是迷雾朦胧的传说，而是以日益清晰的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