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拍后，发掘工作进入第二步---揭取椁盖板。擂鼓墩古墓木椁盖板用巨型方木铺成，共47块，每块长度不一，在5.63至9.89米之间，宽、厚大体相当，在0.5米至0.6米之间，十分壮观。揭取方案最终采用机械化作业，随县炮兵某师随即支援了载重8吨的黄河牌吊车。

等清掉所有的椁盖板，可得见墓地的布局，几堵隔墙将木椁分成东、西、北、中四个室，各室内水面等高，应有门洞相通。最先浮上水面的是一只“无头小鸭”，精美程度让考古队员赞叹连连，它的头后来在西室一具陪葬棺里被发现，对准凹槽可完美卡扣上。这只小鸭最后被定名为“战国 彩绘乐舞鸳鸯形盒”，登上1993年中国邮政向全球发行的一套四枚“中国古代漆器”特种邮票，在破译编钟演奏密码时，还曾令考古队员訇然洞开。

考古中抽水看似简单，实则要考虑多方因素。坑上不能震动太大，排水必须畅通，稍有滞留就很可能渗漏，都不利坑壁稳固，采用小功率的潜水泵最理想。另外，不能抽得太快，随水位下降，水的浮力消失，要考虑墓坑中文物能否继续保持平衡。木质表面涂漆绘彩，浸泡已逾千年，木内早已饱水，乍一出水经阳光暴晒，势必诱致变形开裂，彩漆也会脱落变色。考古队员想出“两防一保”的办法：防晒与防倒，搭棚搭安全架，还有边油水边保水：在木梁上加盖饱水塑料泡沫，喷雾器不断喷水，保持湿度大体与在水下时相当。

露出真容的四室中，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中室。气势磅礴的编钟就把所有人震慑住了。首先它很完整，出土时绝大多数钟仍悬挂于编钟架上，这在考古发掘史上还没见到过。其次数量之多，也是空前的，刷新此前29件钟的记录。再次，有的大钟体型特大（最大一件高152.3厘米，重203.6公斤），这也是历年来出土钟中未曾见到过的。

中室北壁是32件一套的石编磬，一根横梁被盗洞的石板淤泥下泻而砸断，磬片部分损坏，后均得复原。东壁有一座建鼓，出水时鼓腔落于水底，细细的楹柱也随之折断，后被修复如初；底座以8对16条大龙为主体，龙蟠龙，龙缠龙，令人眼花缭乱，大小龙身都精雕细刻有鳞、斑、鳍、目、爪，嵌有绿松石，犹如一座琳琅的宝石山。钟、磬、建鼓旁清理出的乐器还有扁鼓、漆瑟、笙等其它乐器，俨然是一支气势恢宏的大型乐队。

中室里还源源不断地出土了各种大量青铜礼器、用器。著名的青铜冰鉴、青铜尊盘、联禁铜壶，都出自这里，外加长勺、铜漏斗、铜勺，构成彼此相连的一组礼器。

联禁铜壶是盛酒之器，大铜勺是取酒用的，酒取出后灌入冰鉴前要经漏斗过滤，从储酒、取酒、滤酒、冰酒到饮宴，器具一应俱全。这些青铜礼器出土时成组成排，宛如刚下葬一般，考古发掘中如此明晰摆列的器物也实属罕见。

东室是墓主栖身之地，最醒目的就是内外两层组成的一副巨大套棺。其外棺与常见的木棺制作不同，以青铜为框架嵌厚木板构成，周身髹漆绘彩，华丽异常。出水时，整个巨棺呈倾斜状，盖上东南角铜钮斜插入南椁壁板内，致使整个棺不能全部落地，东边被悬空，并造成东边棺盖与棺身没有盖严。按照古人观点，下葬时棺身倾斜，多被视为不吉利。这应该是当年下葬时失误所造成的，之所以没有挪正，估计也是力所能及。最后测得的数据，外棺铜框架用铜量在3000公斤，总重约7吨，内棺总重约2吨；除去木板含水重量，下葬时的总重当在6吨以上！很有可能是棺太重重心失衡，下棺的绳被拉断，造成如此局面但已无力纠正。

墓主尸骨为男性，42-45岁左右，身高约1.62—1.63米，主棺周边浮起共8具陪葬木棺，棺内人骨均为年轻女子，年龄19-26岁，推测也许是墓主生前的妃妾或近侍。东室与中室相通的门洞旁，还有一具未漆的沁棺材，开始考古人员以为是小孩的棺材，后来者鉴定为一只成年雌性大狗，应该是墓主生前的爱犬。东室也有一些乐器、兵器、礼器等。西室相比就冷清很多，没有礼器、乐器、兵器，也没有其他日常生活用品。仅有棺内随葬的一些小件玩具与服饰。全室仅容得下发掘出的13具比较简陋的木棺，人骨经鉴定均为女性，年龄比东室的女子们更小，在13-24岁之间，这些妙龄少女有可能是歌舞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