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改革
波利比乌斯认为，罗马强大起来的第一要因在于罗马创造并实施的政治体系。他的理由如下：我们已知的政体有三种，即王政、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如果你问罗马人，他们国家的政体属于其中的哪一种，估计无人能回答。如果眼里只有执政官，看上去像王政；如果只注重元老院的作用，大概有人会说是贵族政体；如果只重视市民大会，这人一定果断回答是民主政体。……然而，罗马政体正是这三者的统一体。有人认为只有这三种政体结合起来，才是接近理想的政治体系。
为了从公元前 390 年凯尔特人入侵而受到的打击中走出来，应急措施在经过了 20 年后暂告一段落。虽然城建杂乱无章，但是，罗马再次成为适合人们居住的域市，在打败外敌后，重新变成边境相对安全的地方。罗马恢复了最初的活力。但是，问题还在后面。在关系国家存亡的危急时刻，贵族和平民之间的抗争暂时平息，一旦危机过去，内讧再次出现。战时团结一致，战争一停，国内斗争再起，成了实现共和政体以后的罗马的常态
经历了公元前 390 年厄运的罗马人，已经不能允许这个问题无限期拖延。这一点，罗马人比任何人都有体会。和 80 年前制定《十二表法》时的罗马人不同，公元前 4 世纪前半叶的罗马人已经具备了实施根本性改革的一切条件：第一是希腊城邦的衰退。为此，坚持认为必须与平民斗争的顽固派保守势力也不得不承认斯巴达式的封闭社会具有危害性。同时也让一味要求权利的激进派平民阶级了解到雅典模式过于超前所具有的危害性。
第二是平民阶级力量的增强，不是量而是质的增强。公元前 445 年“解禁”的贵族和平民间的联姻成果此时开始显现。平民阶级开始人オ辈出要归功于卡米路斯。卡米路斯提拔的平民出身的武将在战场上大显身手。在率领军队和领导国政一视同仁的时代，战场上表现出来的能力自然会转向国内的政治舞台上。
公元前 367 年，罗马史上划时代的法律《李锡尼法》得以实施。在这部法中，首先废除了六人军事指挥官政体，恢复二人执政官制度。明确今后罗马将实行寡头政制即少数人领导的体制。其次，规定共和政府的所有要职向平民出身的人开放。
不得不说这个决定非常高明，而且是以深厚的洞察力做保证的。以前，平民要求的是两位执政官中，平民占一个名额。现在，正如他们所希望的，向贵族和平民分担国家要职的方向发展了。平民出身的李锡尼制定了《李锡尼法》，贵族们为这一想法的法制化投了赞成票。他们选择了不以阶级分配要职，而是全面开放的方式。
这实在很了不起。如果按贵族和平民分配官职的话，首先有悖于机会均等。虽然以废除差别为目的分配官职，却反而会出现强化差别的结果。而且，这种事情一经以机会均等的方式处理，就会一直延续下去。于是，两派的利益代表就会时刻处在相互仇视之中。这样一来，罗马国内就会出现两个政府，必须实现有效利用举国之力的政治改革也就徒有虚名了，而且还在内部埋下了永远的矛盾种子
但是，公元前 367 年的罗马人选择了全面开放。既然是全面开放，就意味着彻底的自由竞争。选举结果有时会出现两位执政官都是贵族，有时会出现两人都是平民。不管结果如何，都是自由竞争的结果。对此，两派都无话可说。而这一改革的最大好处就是消除了利益代表制度
在《李锡尼法》实施若干年后，又出台了一部法。此法规定，凡是担任过重要公职的人，不论是贵族还是平民，都有权取得元老院议席。就连以保护平民阶级权利为己任的护民官，在卸任后也可以成为元老院议员。工会委员长在卸任后也可进入管理层。以公元前 4 世纪中叶为界，共和政体下的元老院废除了以前的贵族阶级的牙城。出身不再是成为元老院议员的门槛，经验和能力オ是最基本的要求。因为元老院并非世袭，所以这个机构成了纯粹的、具有丰富经验和杰出能力的人的集体。
从此，罗马不再是贵族政体，而是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寡头政体国家。所谓贵族政体是由贵族出身的少数人统治绝大多数人的政体，而寡头政体在少数人统治大多数人的这一点上与贵族政体相同，但是，对少数人的血统没有要求。这个世纪末期，平民出身的人获得了为保护罗马的诸神举行祭祀活动的官职。
现在还保存在罗马市内的遗迹古罗马广场曾经是古罗马的中心。从斗兽场的位置进入古罗马广场，沿着古代的神圣大道前行，可以到达协和神殿。该神殿是为纪念《李锡尼法》的实施面建，位于罗马最好的位置----古罗马广场内。
“协和神殿”这一名称，就是一致、协调、和睦、合作之神殿的意思。通过建造神殿，所有人承认了《李锡尼法》，宣誓消除贵族阶级和平民阶级的对立，两者团结一致，相互协调，和睦相处，共同合作，为罗马国家尽心尽力。建造神殿的目的是为了供奉神，而建造这座神殿的目的是为了消除阶级矛盾，供奉的是和睦之神----协和女神。可见，罗马人的多神教性格甚至连国内和睦也要神格化。对此我们只有一笑置之。但是，公元前 367 年的罗马人正是通过这一做法表达了他们实施《李锡尼法》的坚定决心。
人类社会中经常会出现有先见之明的人物。因为他可以预知未来，所以知道当下应该做什么。但是如果他们只是普通的一员，那么他们不过是有先见之明的知识分子而已。如果想把自己看到并了解的事情付诸行动，需要权力。马基雅弗利说过：“没有武器的预言者将自取灭亡。”特洛伊公主卡桑德拉预见到特洛伊将被希腊军队所灭，于是她把破解的方法说给特洛伊人听却没有人理会她。在欧洲，现在还把那些坚信只要劝说就会有人听的人叫做“卡桑德拉”
因此，获得权力成了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至于如何获得权力，则需要有洞察时代的能力，了解时代的潮流正在向哪个方向发展，这一潮流是否足够巨大。如果这股大潮是民众，他必须成为平民派的领袖。如果他身处民主政治已经走到尽头的时代，他必须成为寡头政体的领袖。即使不是因为喜欢平民而成为平民派的，但是只要是同情者，也会有足够多的人听他吩咐，而作为一位领袖必须有效利用他的这些手下。权力对他而言，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必不可少的手段。
公元前 4 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希腊民主政体的瓦解，使时代潮流趋向既有经验又有能力的人实施寡头政治。即使不是寡头政体，也是马其顿那样的王政统治。但是罗马人不喜欢王政统治，他们认为即使不在王政统治或民主政体下，也能提高公共利益，那就是共和。这确实很符合罗马人的做法。